陈士榘是人民解放军中一名高级将领，他也是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将领。在长达23年的风风雨雨中，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陈士榘曾经自豪地说道：
“我要比曾经担任新兵工兵管带参加辛亥革命的父亲陈午霆更加幸运，便踏上了井冈山这条道路，直接聆听毛主席的教导。”
陈士榘每次回忆起往事，想到他和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的风雨历程、回忆曾经艰难的游击战，他总是无比骄傲和激动……
紧张到忘敬军礼的瞬间
1909年4月14日，陈士榘降生在湖北省武昌市黄土坡的新军军营里，父亲陈午霆曾担任新军工兵管带，是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的爱国志士。家庭的熏陶让陈士榘自幼便埋下了爱国的种子，而真正让他踏上革命道路的，是1927年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随即在武汉制造“七一五”分共事件，白色恐怖如同乌云般笼罩着华夏大地，从繁华都市蔓延至偏远乡村。
彼时正在参与农民运动的陈士榘，因带领群众清算恶霸地主被反动军阀夏斗寅污蔑为“暴徒”，遭到严密追捕。
走投无路之际，他躲进了在武昌行医的叔父陈雨苍家中——这位留德归来的医学博士，实则是坚守地下战线的共产党员。在叔父的指引下，陈士榘加入了董必武创办的湖北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学校，正式踏入革命的门槛。
同年7月，因局势恶化，团校被迫停办。根据组织安排，陈士榘与其他百名进步青年一道，编入卢德铭率领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被分配到5班的他，与何长工、熊寿祺成为同班战友，从此穿上军装，开启了军旅生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深刻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掷地有声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明确主张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中央随即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委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返回湖南主持全局。
9月，秋收起义的号角吹响，陈士榘追随总指挥卢德铭投身战斗。此时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部队兵分三路：1团在修水发难，2团在安源起事，3团在铜鼓举义。
9月9日，1团率先向平江发起进攻，2团随即攻占浏阳；9月11日，毛泽东从安源赶赴铜鼓，亲自率领3团起义，计划在浏阳与2团会合后直捣长沙。然而由于兵力分散加之临时收编的新4团临阵叛变，会攻长沙的计划被迫搁浅。
按照前敌委员会指令，师部及1、3团余部向浏阳县文家市转移集结，也就是在这里，陈士榘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那天，陈士榘正在文家市村口担任值星官，远远走来一位身着蓝布长衫、留着长发的先生。此人身材瘦高，头发略显蓬乱，走路时脚步有些跛，但那张带着疲惫却英气不减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
“小同志，我叫毛泽东，有紧急情况要见卢德铭总指挥。”对方主动说明身份。陈士榘虽未见过毛泽东，却早已听闻其名，他下意识地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眼前之人——朴素的衣着难掩眉宇间的英气，眼神中闪烁着与众不同的光芒。
毛泽东察觉到他的拘谨，笑着安抚道：“小同志，你值班不能离岗，找个战友陪我去见卢总指挥就好。”陈士榘连忙引着他前往里仁学校的师部驻地，恰巧遇上三营的杨立三。杨立三见到毛泽东喜出望外，快步迎上前：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呢！”随后他转头轻声对陈士榘说：“这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啊！”陈士榘又惊又喜，本能地想抬手敬军礼，可激动与紧张交织之下，手臂却像灌了铅般举不起来，这个遗憾的瞬间，他记了一辈子。
菜油灯下的入党誓言
9月20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1500余名起义官兵和当地群众静静肃立，聆听毛泽东讲话。队伍中散落着不少伤病员，有位战士双手紧捂大腿，右腿根部的裤管上，早已干涸的血迹因动作牵扯再度湿润，每挪动一下都显得异常艰难。
此时的毛泽东自己也脚伤未愈，渗血的伤口清晰可见。他目光扫过那些受苦的战士，语气沉重却坚定：“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落脚点。
有了根据地，就能建立人民政权，发展革命力量，伤员能得到救治，大家就不用再受这份苦——我们也可以上山当‘大王’！”话音刚落，几位伤病员痛苦的脸上露出了希冀的笑容，但更多人却满脸困惑，陈士榘也暗自嘀咕：革命队伍怎能和占山为王的土匪相提并论？反动派正骂我们是“匪”呢！
毛泽东看出了众人的疑虑，放缓语速解释道：“反动分子骂我们是‘匪’，但我们绝非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只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
敌人灭不了我们，我们却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铲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番话虽不是所有战士都能立刻领会，但“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国家”的愿景，正是陈士榘心中最迫切的渴望。
在革命低潮、力量弱小的艰难时刻，毛泽东为大家指明了方向，这份高瞻远瞩让年轻的陈士榘倍感振奋，更庆幸自己遇到了真正的领路人。
部队沿井冈山方向转移，经酃县十都抵达桂东水口，司令部驻扎在朱家祠堂。1927年10月的一个夜晚，陈士榘跟随入党介绍人、党代表何挺颖，走进水口街一座祠堂的阁楼。
房间里摆着几条长凳，北墙的方桌上垂挂着两张长方形红纸，一张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印着“CCP”三个英文字母，在菜油灯的光晕下格外醒目。
人员到齐后，毛泽东起身肃立桌旁，庄重宣布：“入党仪式现在开始。”各连党代表依次介绍新党员情况，随后毛泽东走到陈士榘等六位新党员面前，温和而严肃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要翻身，坚决革命！”六人的回答简洁有力，虽无华丽辞藻，却字字透着坚定。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耐心解释了“CCP”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又逐句讲解了入党誓词的含义。紧接着，他举起右拳，紧握的拳头透着千钧力量，带领新党员庄严宣誓：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洪亮的誓言在阁楼中久久回荡，穿透夜色。陈士榘后来回忆，每当征战中陷入困境，想起这个夜晚的誓言，身上就会涌起无穷的力量。
宣誓完毕，毛泽东用浓郁的湖南乡音叮嘱道：“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共产党员了。要不怕牺牲、甘于吃苦，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彼此互帮互助……”这些话语与红纸上的英文字母，一同深深镌刻在陈士榘的心底。从这一刻起，他真正踏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南征北战的人生征途。
一封珍藏一生的慰问信
毛泽东深谙用兵之道，却极少佩枪。即便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被一些人贴上“枪杆子主义”的标签，也始终对枪械敬而远之，非万不得已绝不触碰。
解放后陈士榘曾回忆，他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时，在战斗中缴获过一把精致的女式袖珍手枪，堪称当时的“掌中宝”。他将手枪送给军团长林彪，林彪又转赠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看都未看便放在一旁，坚定地说：“倘若到了我用这枪的地步，红军恐怕早就完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判断无比精准。
随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主导，中央苏区陷入绝境，红军被迫踏上万里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
消息传到部队，长期受困的将士们欢欣鼓舞，长征路上重燃斗志，捷报接连传来。而这份胜利的曙光，是无数战士用鲜血换来的，陈士榘便是其中之一。
1934年的一场激战中，一发炮弹突然在陈士榘左侧爆炸。来不及卧倒的他被气浪掀翻进壕沟，当场失去意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全身九处负伤，头部、胳膊、腿部伤痕累累，左臂骨折且嵌着弹片，左耳膜被震破，彻底失去了听觉……由于伤势过重，他被紧急送往延安拐峁军队医院救治。
一天，一位女战士策马疾驰至医院，自称受主席委派前来慰问。经护士指引找到陈士榘后，她大方地伸出手：“主席让我来看望你和王耀南同志。”说着便递过一封书信和200元慰问金。信封上“陈士榘同志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以及落款处毛泽东那熟悉的签名，瞬间映入陈士榘眼帘。
信虽简短，却字字含情。毛泽东在信中叮嘱他安心养伤，期盼他早日康复重返战场，字里行间满是领袖对部下的关切。
读着信，陈士榘热泪盈眶，千言万语堵在喉头说不出口，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重返前线，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他连忙托女战士转达对主席的谢意，并坚定表示：“我一定尽快康复，早日归队！”
作为军队统帅，毛泽东日理万机却仍牵挂着负伤的将领，亲笔写信、派专人慰问，这份深情让陈士榘铭记终生。住院期间，他将慰问金交给警卫员保管，而那封亲笔信则贴身珍藏。伤愈归队前，他担心激烈的战斗中书信遗失，特意交给负责宣传工作的肖向荣代为保管。可惜解放后他再向肖向荣询问时，这封珍贵的书信已不慎遗失，成为陈士榘一生的遗憾。
毛泽东对陈士榘的关怀远不止于此。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陈士榘患上牙疾，医生为他拔除了病牙。可随后接连的反“围剿”战斗和长征途中的艰难跋涉，让他根本没时间镶牙。
直到1938年午城井沟战役中再次负伤，他在延安治疗期间才终于有了机会。陈士榘提交申请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拨给少量黄金作为镶牙费用。但当时延安医疗条件简陋，镶牙未能成功。1946年秋，他在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周恩来当即让邓颖超联系名医，最终在这位医生的帮助下，困扰他多年的牙疾才彻底痊愈。
戈壁滩上的“筑窝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并未停下奋斗的脚步。1958年4月，他接到了一项特殊使命——主持“两弹”试验基地的建设工程。从导弹发射场到原子弹试验靶场，这项艰巨的任务被他视作人生中又一次“长征”。
此后六年多时间里，陈士榘率领部队出入大漠戈壁，踏遍荒无人烟的“死亡之海”，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开启了艰苦卓绝的建设工作。
同年5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阐述了“两弹”工程的重要性：“原子弹这东西，看着不大，没有它人家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咱们就搞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时间应该能成。”
这番话让陈士榘更加坚定了信念。他将工程兵司令员的日常工作暂交副司令员徐德操负责，带领三十余名骨干飞赴大西北，以志愿军19兵团机关和工程兵指挥部为基础，组建起特种工程指挥部，亲自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1958年9月27日，北京郊外的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生产的消息传来，远在戈壁的十万建设者群情激昂，工程进度大幅加快。
1960年9月10日，就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第七天，我国用国产燃料发射的第一枚弹道导弹圆满成功；同年11月5日，国产第一枚导弹在发射塔上傲然升空，聂荣臻元帅亲临现场见证，当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时，这位久经沙场的元帅热泪盈眶，张爱萍兴奋地跳了起来，陈士榘更是激动地高呼：“我们的工程绝对可靠！”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罗布泊上空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一朵壮丽的蘑菇云缓缓升腾。
爆炸中心的铁塔瞬间扭曲成“麻花”，军用装备化作残骸，而现场的工程师们却欢呼雀跃，争分夺秒地记录着首次核试验的数据。两个小时后，人民大会堂内，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东方红》演出人员时庄严宣布：“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喜讯传遍全国，震惊世界。
1964年首都军民新年联欢晚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驻军领导人中间，紧紧握住陈士榘的手，风趣又饱含赞许地说：“祝贺你们啊！你们是‘筑窝’的，张爱萍他们是‘下蛋’的，咱们中国人从此说话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这句亲切的评价，是对陈士榘和全体建设者最好的褒奖。
弥留之际的深情告白
1973年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调整军队领导班子、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宣布了毛泽东要会见部分将领的消息。中南海小礼堂的会议厅里，毛泽东握住陈士榘的手，笑容亲切：“陈士榘同志，要是说党内有‘山头’，咱们可是一个山头的——都是井冈山出来的啊！”
随后，毛泽东望着他轻声问道：“当年和咱们一起上井冈山的同志，现在还剩下多少人？”陈士榘一时难以给出精确数字，思索片刻回答：“大概还有二十几位。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全托毛主席的福啊。”
毛泽东轻轻摆了摆手，认真地说：“这话不对。我们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是党给了我们革命的方向和力量。”此时的毛泽东动作已有些迟缓，声音也不如往日洪亮，岁月的痕迹清晰可见，让陈士榘心中满是感慨。
谈及军队领导班子建设，毛泽东叮嘱道：“要多任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陈士榘连忙回应：“主席的考虑非常周到，很有道理。”毛泽东又笑着说：“你在华东战场上可是出尽了风头，那几场大仗打得很漂亮。”
这番话既是肯定，也是关怀。临别时，陈士榘向毛泽东郑重敬了一个军礼，高声道：“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他未曾想到，这竟是两人为数不多的最后见面。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个消息让陈士榘悲痛欲绝。
1995年2月，陈士榘心脏病复发，生命进入倒计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陷入回忆，向身边人讲述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岁月和长征路上的生死考验。
他深情地说：“那时候日子苦到极点，但战友之间的情谊比金坚，那种艰苦奋斗的乐观精神太宝贵了。现在生活好了，可这种精神不能丢，这是咱们党和军队的传家宝！”
弥留之际，妻子轻声问他：“你这辈子最爱的人是谁？”陈士榘艰难地喘息着，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回答：“毛主席。”1995年8月22日，这位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将军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从文家市初遇时的紧张无措，到菜油灯下的庄严宣誓；从战场负伤后的殷切关怀，到戈壁滩上的并肩圆梦，陈士榘的一生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紧密相连。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不朽的精神丰碑，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