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陕北危局之破解
作者：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935年10月19日，以“陕甘支队”之称的红军主力，历经艰辛，终于踏足陕甘苏区西部的吴起镇，标志着他们抵达了这片革命的热土。自1934年10月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这支英勇的队伍穿越了十一省的崇山峻岭，克服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回到了“家园”。尽管队伍人数大减，但留下的约七千名战士，经过无数考验，磨砺出了坚毅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精神，为未来的强大军力保留了宝贵的人才基础。历史业已证明，长征中诞生的战士，是世界上最英勇无畏的战士；在长征的烈火中锤炼出的将领，其才能和品质远超任何军事学校的培养成果。长征的胜利，让中央红军摆脱了长期追击的困境。但谁也没料到，他们即将依靠的陕甘苏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关乎陕甘根据地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到中央红军的未来。那么，陕甘根据地究竟遭遇了何种生存危机？这场危机与中央红军有何直接联系？毛泽东又是如何化解陕北的危机的呢？
一
“以你们二人的名义出现，令国民党误以为仅是三军团出动。”通过此举，敌人可能会误判为只是一小股红军的行动，而非中央红军的整体行动，从而在战略战术上对敌军造成迷惑。
其次，在哈达铺休整之际，通过《山西日报》、《大公报》等媒体，中央红军得知陕北尚存革命根据地的“喜讯”，因而决定前往陕北寻找刘志丹。然而，由于当时获取的报纸信息均为五十天前的旧闻，加之战事频仍，敌我形势变幻莫测，故在几日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依据最新搜集到的情报，对前往陕北与红25军、红26军会师的决策进行了重新评估与确认。至此，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终于明确了目的地。
然而，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时，陕甘根据地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引发的种种困境，已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高层领导人无暇他顾，即便是一瞬间的喘息亦难以寻觅。事实上，陕甘根据地的危机程度，或许已超出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预期。
“我们抵达吴起镇时，民众误以为匪军再来滋扰，纷纷惊恐逃散，空无一人。”随后，人们才逐渐明白，居民之所以纷纷逃离，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
据可信史籍所载，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翌日，通过游击支队密使刘兴汉的鸡毛信，成功联络上队长兼政委张明科。张明科昔日为刘志丹家之长工，后追随其投身革命。毛泽东向张明科询问刘志丹的行踪，张明科在多次追问下透露，刘志丹自10月初起已被拘禁，具体原因不明。周恩来继续询问关押地点，张明科回应称传闻被囚禁于瓦窑堡，那里关押着数百人。毛泽东再问谁能了解详情，张明科指出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晓详情。龚逢春级别较高，掌握更多内部信息。他在接到通知后，于22日上午与毛泽东会面。龚逢春不仅是高级干部，有的资料称其为“陕甘边游击队第二路政委”，他的告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全面了解了陕北根据地的危机状况及其成因。随后，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就进驻陕北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此次会议，被视为破解陕北根据地危机的关键决策会议。
革命前辈李维汉，在亲身参与应对危机之际，曾感慨万分地指出：“陕北这片仅存的苏区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危机。”同样，见证那段历史的黄罗斌也深表痛惜：“陕甘革命根据地与西北红军均陷入了极为严峻的危机。”那么，这种“极其严峻”和“极为严峻”的危机究竟严重到了何种地步呢？
首先，陕北苏区的本土派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尽数被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马文瑞、黄罗斌、张策、郭宝珊等五六十名高级干部，以及陕北本土成长起来的红26军营级以上干部，以及陕甘边区县以上主要干部，共计二百余人，均遭逮捕，并被囚禁于瓦窑堡及下寺湾周边地区。此外，还有二百余名干部惨遭杀害。前述龚逢春、王世泰、康健民、张邦英等中高层干部，因在边境活动或养伤疗病而侥幸逃脱。实际上，边区基层政权已基本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习仲勋在回忆这段痛彻心扉的历史时，曾感叹：“他们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意图活埋我们。”幸亏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抵达陕北，得知此情后，果断下达“刀下留人”的指令。若毛主席晚至四日，刘志丹及我们恐怕将不复存在。
“农村局势动荡不安，反动民团和地主豪绅，图谋反攻倒算。党政军内部普遍感到恐惧与不安，干部听闻省委派人到来，便纷纷上山‘打游击’，百姓听闻外地口音的红军，便纷纷逃往山上。东地区群众听闻领导人马文瑞被捕，纷纷逃往白区，宜川南塬一带的白区附近，就有七百多户人家逃离。一些地区党组织陷入瘫痪，游击队四散。保安、安塞、定边和靖边等县的群众纷纷‘反水’，一些沿边苏区沦陷为白区。”另有人回忆，当时整个根据地人心惶惶，民众见到身着红军军装的士兵便躲避，听闻外地口音的红军讲话便纷纷逃离。
“若中央不派兵支援，我们恐怕就要与25军他们兵戎相见了。”杨尚昆听后不禁感慨万分：“若是十五军团内的两部分红军发生严重内斗，陕甘苏区恐怕就此陷入绝境。”对内情了如指掌的习仲勋也曾多次表达相同观点，他直言：“若非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出手，这个根据地恐怕早已不复存在。”
杨尚昆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观察这三个维度，陕甘与陕北的苏区面临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不禁让人好奇：这一切的成因究竟何在？究竟是谁引发了这场危机，又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
1935年7月初，年仅28岁的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陕北，担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长；随后在8月中旬，聂洪钧也遵照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陕北。他们二人的任务是共同抵制陕北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他们的观点和行动遭到了刘志丹、张秀山等当地人士的反对。张秀山在记录中提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试图对陕甘和红26军进行肃反，但实际上只是有意愿而没有实际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不久，局势急转直下。9月15日，曾属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踏上长征路，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仅隔三天，红25军便与陕北红军欢聚一堂，举行了盛大的胜利会师庆典。红25军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红25军抵达陕北时展现出的雄壮军威与风采：
队伍的最前方，几位军中领导身先士卒；其后，是机关和直属部队的成员紧随其后；紧接着，便是装备精良的手枪团。手枪团的成员们身着青黑色制服，腰间系着皮带，每人背负着一柄盒子枪和数枚手榴弹，背后还斜挎着一把锋利的大刀。队伍以四路纵队的形式行进，气势恢宏。手枪团之后，是数十名号手组成的司号队。军号光洁如镜，系着长长的红穗，行走间摇曳生姿，颇为美观；吹奏时，号手们鼓足了全力，号声既整齐又响亮，极大地提振了士气。紧随其后的是步兵团队。我们的武器装备精良，每个营配备六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九挺轻机枪。步兵以三路纵队前进，手持清一色的马步枪，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步伐坚定有力，不时高喊响亮的口号，展现出一股昂扬的斗志。
“陕北红军哪里比得上我们人强马壮！”肃反的主要目标直指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而相对薄弱的陕北特委和红27军则未在视线之内。从人数、装备到战斗力，红26军确实无法与红25军相比。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肃反的领导者还下令将红26军、红27军所拥有的80挺轻机枪悉数调拨给红25军，理由是“西北红军不擅长使用机枪”；同时，将红26军、红27军的指战员们所携带的驳壳枪全部收回，理由是“15军团需要组建一支手枪团”；此外，还向红26军、红27军的团级以上指挥机构派遣宣传员，以监督和指导肃反行动。
“干部们被胡乱打击和杀害，26军、27军出现了问题，前方军心完全动摇，一连、一排、一班地逃散，干部们毫无精神，恐惧、怀疑和暴动的准备四处蔓延。”朱理治也觉得戴季英越来越自我、失控，过火的行为愈发严重。
彼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杰出领导人率领陕甘支队胜利抵达陕北苏区，眼前便展现出了那段历史的真实画卷。
二
我们必须深入了解红25军和红26军的动向，以及陕北苏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应与他们取得联系，实现会面，以确立我们的战略方针。目前，我们已经踏入陕西，前往保安的路程尚有五天。一旦抵达保安，除非遭遇意外敌情，我们便要将保安转变为苏区。
毛泽东之所以着重关注红25军的情况，是因为在一个月前的9月9日，中央红军因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战略方针上产生重大分歧，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后果，不得不独立北上。然而，如今中央红军又必须与红25军，即红四方面军的下属部队，建立起联系。那么，中央红军应如何对待红25军？反之，红25军面对先期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又将如何应对？红25军是否会像张国焘那样，凭借兵力、装备优势，试图吞并中央红军？
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如果红25军遵从张国焘的指挥，是否会再次与中央红军发生冲突？从“草地之争”的教训来看，红四方面军内部团结紧密，以至于中央红军在分裂时未能带走任何一兵一卒。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是否会服从中央的指挥？中央能否争取到徐海东的支持？因此，毛泽东亟需全面了解红25军的情况，包括其长征的原因、过程，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以及为何选择前往陕北等。缺乏可靠、准确的信息，便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没有正确的判断，便无法制定明智的策略。而正确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在陕北能否稳固立足的根本性问题。
10月22日，在与张明科、龚逢春的会面之后，毛泽东对陕北苏区的现状获得了更为明确的把握。这位在汹涌澎湃的斗争岁月中成长的杰出政治家，作为我党武装斗争根据地的重要创立者，其深厚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和丰富阅历，在党内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深知，为确保陕北苏区、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必须严格执行“两个避免”的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汲取井冈山根据地误杀王佐、袁文才的惨痛教训。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本土派领导人遭遇类似的错误打击，那么井冈山的悲剧便可能重演于陕北。因此，我们必须果断采取措施，立即终止这场肃反运动。
其次，务必汲取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度分裂所留下的惨痛历史教训。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处理与红25军的关系，绝不能重蹈覆辙，导致双方再度失和，从而对革命事业造成伤害、损害乃至危害。
于10月22日召开的陕北苏区中央政治局首次会议上，随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正式宣告，毛泽东亦提出了会议后续的行动方针：首先，鉴于中央红军历经一年的艰苦转战，迫切需要休整，以恢复和提升战斗力；其次，与当地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尤需重视与西北同志的交往，应以愉悦的心情与他们相见；再者，必须尊重地方民众的意愿，切不可傲慢自大，压制他们；最后，解决衣物等物资问题亦不容忽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举措是，派遣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及李维汉携带着电台，作为先头部队前往寻找陕北红军及刘志丹。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基于审慎考虑，旨在让贾拓夫和李维汉深入调查，核实相关信息。
依据过往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宝贵经验，毛泽东深知，外来军队唯有与当地民众建立和谐关系，方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与协作。因此，他强调中央红军务必迅速与陕北民众建立联系。若不依托群众、不动员群众，根据地便难以稳固。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解决军服问题，这一举措正是吸取了数月前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教训。当时，红四方面军士气高昂，军服整洁，军容严整，相较之下，中央红军却士气低落，军装破旧，给红四方面军留下了不良印象，甚至有的对其产生了轻视。鉴于此，毛泽东提出短暂休整，以期为双方会师营造良好氛围，给陕北红军和红25军留下深刻印象。当然，短暂休整的另一个益处，便是便于毛泽东更深入地了解陕北情况，反复琢磨解决问题的策略。
贾拓夫与李维汉秉承中央的指示，沿着东南方向前行，数日之后抵达了陕甘边区特委——或称陕甘边区政府——的所在地，甘泉下寺湾。在此，贾、李二人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经过一番交谈，证实了红26军以及陕甘边党组织正遭受错误的肃反行动，同时确认了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贾、李二人立即将这一确切信息电告毛泽东等人。毛泽东等人随即下达紧急命令：立即停止逮捕、审查和杀人行动，所有事宜均待中央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陕甘支队应南征与红25军、26军汇合，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之势。启程前，陕甘支队发布了《致红25、26军全体指战员书》及《致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强调：陕甘支队历经二万余里长征，与红25军、26军成功会合，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吹响了西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号角，将为全面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实现全中国的赤化奠定坚实基础。会合后的红军力量倍增。这两份告示，针对性地传达了党中央对红25军、26军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殷切期望。
细心的人们或许注意到了一个疑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从10月19日到11月2日的近半个月期间，为什么红25、26军不派人北上迎接？为什么反而是中央红军南下甘泉主动去会合红十五军团？早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当时陕北方面的干部就提出：这是因为朱理治、程子华等“拒绝迎接中央”，“不许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
这条“罪名”十分可怕，但只要厘清实情，也不难理解。当时红25军和刘志丹等人同中央没有任何电报联系，他们是根据缴获敌军文件和报纸，得知中央红军可能已到陇南、陇东一带，具体位置不详，加上陕北军情迫近，他们急于打退敌军进攻，故无法分身和分心，这是其一；其二，信息传递也引发一些误解，当时朱理治、程子华都接到了下面送来的陕甘支队布告(估计是10月29日发布的那张)，如前所述，由于布告署名的是彭德怀和杨尚昆，故朱、程二人“以为只是来了一个支队，中央未来”。这样，就未能引起朱、程二人的高度重视。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中央红军已经来到陕北的呢？据朱理治回忆：大约是10月底或11月初，他“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叫我去下寺湾开会，这下确信中央真的到了，立即去了前方”。又据程子华回忆：10月25日的“榆林桥战斗后，我们才知道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朱、程二人大约都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确认中央红军已经来到陕北，朱、程二人后来也对中央作了解释，中央也认可了他们合情合理的叙述。
10月3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休整了11天的吴起镇，经过四天南下行军，于11月2日到达甘泉下寺湾。毛泽东特意告知中央方面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准备回答沿途群众热烈欢迎的口号；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节；最重要的一点是，注意与红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毛泽东小心翼翼地对待任何细节，生怕再出几个月前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出现的诸多漏子，譬如凯丰、张闻天、博古等人就说了一些引发红四方面军反感的话，挑起了不适宜的口舌纠纷，从而影响了大局。
第二天即11月3日，中共中央先后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然后作出了一系列事关陕北苏区大局的方针和措施：一是，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后四位属于原陕北苏区军政高层人物。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这个决定的高明之处在于，党中央由此掌握了整个陕北苏区的军事大权，包括红25军在内都必须服从和听命党中央指挥；错误肃反由此失去了军力后盾。二是，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成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同属红一方面管辖。这样，就再也不会出现因陕甘支队名义而产生的误会了。三是，立即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刘向三等同志作为先遣队，带一部电台和一个排兵力，前往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先把事态管控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会后，党中央分二路行动，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同红十五军团回合；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和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前往瓦窑堡。“两个避免”的设想逐渐清晰起来，正在逐步化为现实。
三
程子华，曾任中央苏区红五军团的师政委，后因组织安排，转至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履职。在毛泽东、周恩来与程子华之间，彼此间至少是相互熟悉的。至于红25军的“虎将”徐海东军长，毛泽东与周恩来虽闻其名，却未曾谋面，彼此间尚算陌生。然而，这种陌生关系是必须改变的。毛泽东对于中央红军与红25军的会师，心中已有明确规划。
抵达陕北已逾半月，毛泽东对当地的情况已有了全面而深入的掌握。他历来主张在行动前进行周密的调研和充分的准备，这一原则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经验。
在甘泉以南的道佐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正严阵以待，意图击破敌人的“围剿”企图。经过三天的艰苦行军，毛泽东等领导于11月7日抵达道佐铺的红十五军团部。这一天，标志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红25军一部在陕北的胜利会师，意义非凡。在此之前，中央高层中有人了解到徐海东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因此他对四方面军主力的动态自然十分关注。双方见面后，徐海东和其他干部纷纷询问：为何四方面军未能一同到来？张国焘又为何缺席？面对这些敏感话题，毛泽东特意指示，暂时不要向十五军团的同志提及张国焘的事宜。果然，当徐海东和程子华与毛泽东会面时，他们便向杨尚昆询问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杨尚昆回忆说，徐海东曾是他第一次见面就询问张国焘的情况，他只能回应自己也不太清楚，待毛主席告知。程子华同样提问，也是由毛泽东亲自解答。毛泽东考虑到原红25军同志可能难以迅速接受张国焘的问题，因此并未立即透露分裂的全部情况，而是让他们逐步了解真相，做好思想准备。杨尚昆的这些回忆记录是长征史上的珍贵资料，他敢于直面敏感问题，记录下真实的历史，体现了罕见的史学态度。他的回忆不仅解答了研究者的疑问，也展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与领导艺术的高度融合。
传记中记载毛泽东与徐海东的首次见面时，如此描绘：“初次相逢，徐海东，这位出身窑工的将领，以其朴实无华、直率开朗的个性，使得毛泽东与彭德怀对他倍感亲切。”另一些传记则记载，徐海东在见到一直渴望、夜夜思念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时，内心激动至极，以至于一路上准备的话语瞬间遗忘，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只是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傻傻地笑着。毛泽东以其过人的智慧，大度而主动地提出，赠送徐海东一部电台。面对徐海东自称不懂得使用，毛泽东便干脆将电台连同其人一并交付，以便于徐海东指挥和联络。这一举动让徐海东欣喜若狂。
同样是在11月7日，毛泽东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确定了由毛泽东于4日提出，5日要求林彪、聂荣臻定下总体决心的直罗镇战役行动计划。徐海东对中央的无条件服从和听命指挥的坚定态度，使得毛泽东等人倍感欣慰。尽管红四方面军同属一体，但陕北的红25军与张国焘在草地所率的部队却迥然不同。此后，毛泽东指示徐海东将红25军中三百余名“有问题”的官兵全部释放，徐海东毫无异议，即刻执行。
“抵达陕北，置身毛主席身边之后，诸多问题让我受益匪浅。在那段较长的时间里，我与毛主席同行军旅，共起居，他的思想、言行，以及以身作则的伟大榜样、科学的工作方法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海东对中央红军的真诚态度、追随真理的坚定信念、对革命的忠诚及无私奉献，赢得了毛泽东由衷的赞叹：“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一评价虽罕见，却恰如其分。试想，若徐海东当时坚持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立场和做法，陕北苏区根据地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的确睿智果断，紧紧抓住了徐海东这个关键环节，使得其他重大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徐海东“非常重视党内团结，坚信团结是生命的希望，而分歧则是死亡的陷阱。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前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人握手言欢，这将极大地提振前方士气”。
四
11月4日，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送往南方后，次日即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并于11月7日抵达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瓦窑堡一度沦陷于敌手，但在劳山大捷之后，敌军西撤，城池得以光复。10月5日，中共陕甘晋省委迁至永坪镇，瓦窑堡遂成为根据地的战略后方核心。在陕北地区，瓦窑堡堪称一个繁荣的乡镇。其周边及附近设有兵工厂、造币厂、机修厂、被服厂等小型工业企业，因此，瓦窑堡也成为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枢纽。
王首道等领导率先派遣的队伍迅速抵达瓦窑堡，严格遵循中央“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明确指示，深入开展了调查研究。他们细致审阅档案，反复核实，有力地辩驳了错误指控，最终查明陕北的肃反事件实为一场冤案。11月10日，张闻天等领导在听取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果断决定撤销强加于刘志丹等人的不实罪名，首批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张香山、马文瑞、杨森、杨琪、刘景范、高岗以及刘志丹的警卫员等共18人。在博古的指导下，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席，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的五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肃反问题。随后，该委员会陆续释放了120多位被关押的干部。
刘志丹等陕北地区的高级干部获释的消息，如同疾风骤雨，迅速传遍了整个陕北苏区。陕北的民众奔走相告，欢声雷动。“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的喜悦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习仲勋在获释后对战友们表示：“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挽救了陕甘苏区的根据地。若再拖延数日，我和老刘都将面临极刑，而若无中央红军的支援，根据地也将陷入绝境。今后，我们陕甘边区的同志们，必须全心全意地追随党中央毛主席，无论何时何地，都绝不能有丝毫的异心。”
毛泽东等决策迅速释放刘志丹等人，其背后有着深远的考量。彼时，直罗镇战役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若缺乏稳固的后方支持，胜利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事实也证明，刘志丹等人获释后，陕北民众积极响应，纷纷投身于战前支援。中央红军成员多为南方人士，而陕北民众对南方口音难以理解，陕北的干部则普遍能通晓，他们便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协助进行群众工作。当地的干部还成立了支前工作团，组织了由数百人组成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确保了军需物资的及时运输、道路指引以及伤员的转运工作；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封锁敌军消息、实行坚壁清野，还协助红军隐蔽，传递敌情动态；有的群众甚至不惜自身受冻，将仅有的被褥盖在伤员身上，甚至将自己的口粮无私奉献给红军。尽管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中央红军和红25军，但若没有成千上万陕北民众全力以赴的后勤保障，这两支外来军队要想取得胜利，无疑是相当困难的。陕北民众的积极与真诚合作，彰显了“中央红军在陕甘宁站稳了脚跟”。
在诸多冤假错案之中，11月30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边区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陕北肃反工作中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负责全面肃反工作的戴季英（时任保卫局长）以及在前线主导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时任军委主席）二人承担。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期间犯下了诸多严重错误，按照党纪应当受到最严厉的处分。然而，鉴于其长期投身国内战争，并为党的事业辛勤奉献，特此决议对其从轻发落，给予最后警告；而对聂洪钧同志，则给予严重警告。
“毛伟人指出，是中央救了陕北，亦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于我们西北的同志而言，心中永远铭记的，是党中央对陕北的拯救。若非党中央及时抵达，采取正确的果断行动，西北（涵盖陕甘边和陕北）的根据地和红军是否还能存续？若连我党的唯一根据地亦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如何发展？”
毛泽东一行致力于红25军的工作，而张闻天等则投身于平反事业，两者宛如两条并行不悖的轨迹，最终在直罗镇战役中汇聚。这场战役以歼敌六千余人的辉煌战果，实质上是对这两路工作成效的战场展示。通过争取红25军的团结，中央红军得以与之并肩作战，共克时艰；通过争取刘志丹及陕北军民的支持，陕北民众与地方政府亦能全力配合中央红军与红25军。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落幕，不仅宣告了陕北危机的解除，更破解了陕北的危局。实践证明，毛泽东洞察秋毫，明辨是非，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艺术，有条不紊地推进，逐一解决难题，稳定了红25军军心，赢得了陕北民众的拥护，以远大目标激发斗志，以团结一心凝聚共识，最终成功化解了陕北危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根据地。全国仅存的陕北苏区不仅避免了井冈山苏区的覆灭，也未出现中央红军与红25军分裂的悲剧。毫无疑问，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所有目标，解决了所有难题。
唯有陕北苏区，才拥有中国革命的全部合法性、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