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下，北戴河呈现出一片荒芜与宁静。然而，林彪依旧钟爱在这炎热的夏季选择此地作为他的居所。1971年的夏日，他与妻子叶群便居于北戴河西海滩仅两公里之遥的联峰山松林深处，一栋两层小楼之中，该楼即为中直疗养院的62号楼——它原本的编号是96号楼。尽管大家习以为常地称之为“96号楼”，但这座楼依旧普遍沿用了这个名称。
其一，位于毛家湾的私人宅邸，其二，则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毛家湾四周被一道高耸的围墙所环绕，其北端并未直接朝向街道。此处设有解放军出版社，亦称作平安里三号。往昔，交通部门曾提议增设115路电车，并将该线路的终点站设在毛家湾与平安里三号之间，然而，鉴于对电车运行可能带来的噪音干扰林彪的顾虑，这一计划并未获得毛家湾方面的同意。
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每当北京城内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便会选择入住人民大会堂，这一住往往长达两三个月。在这座宏伟的大厦中，林彪尤其偏爱浙江厅的居所。他对于阳光的炽烈、微风的轻拂、流水的潺潺，甚至是喧嚣的声音，都感到深深的畏惧，对气温的骤变更是难以适应。同时，他对人群的拥挤、身体的疲惫、嘈杂的环境，以及许多常人习以为常的事物，都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他渴望宁静，有人认为这是性格上的转变，有人则认为是战争留下的心理和神经创伤，这些创伤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灵与神经系统中。
自然，当盛夏炎炎，若林彪在北京闲暇度日，他往往会选择前往大连或是北戴河短期逗留。而春意渐浓之际，他对苏州的住所更是情有独钟。江南的春光尤为迷人，常常让他陶醉其中，不愿离去，以至于整个春季他都愿意在那儿悠然度过。
林彪的生活习性，即便在晋升为“副统帅”之后，依旧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日常几乎全部沉浸在深沉的思考之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昏暗、色彩单调的空间。他常常如老僧入定，静坐数小时，默默沉思。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普遍对他留下了沉思寡言的印象。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并未将这种特质与阴谋诡计联系起来。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林彪时常在室内踱步，低声细语，一边小心翼翼地品尝着炒熟黄豆。他有时会不断地划燃火柴，直至一盒火柴全部燃尽，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一丝微笑……
林彪遵循着其固有的作息规律，每日需静心冥想约五至六个小时。其中，上午的冥想时长约为三小时，而下午的时长则不低于两小时，有时甚至长达三小时。只有在气候宜人的黄昏时分，他才会步出庭院，享受短暂的散步时光。至于阳光过于灼热的时段，不论何种情况，他都会选择留在家中，进行休息。
所有需待审阅的电报及文件，应推迟至三小时后方准对外公布。
熟悉林彪日常生活习性的人普遍认为，对他而言，最难以容忍的，莫过于他人对其思维的突如其来的打断。这种干扰往往引发他情绪上的连锁反应，而这种情绪的复杂多变，即便是叶群也难以精确勾勒出其真实面貌。
此类情绪虽鲜少表露，然而一旦发作，便会出现两种显著症状：一是心跳如同击鼓，汗流浃背；二是大小便失控。在这种状况下，林彪将陷入一种极度无助的境地，无论是翻阅书籍、听取汇报，还是进食，都将变得异常困难。面对这一挑战，林彪唯有严格遵从卧床静养的医嘱，通常需修养四至五日，方能恢复至常人状态。
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林彪一心致力于加强其派系的影响力，并采纳了一种“毛主席言必行，毛主席批示即遵从”的“紧跟”策略。然而，他本人却刻意在公共场合中避免过分凸显自己的参与。
在迎来外国的尊贵贵宾时，他常显露出并非特别热情的姿态，唯有在毛泽东亲自伸出的邀请之下，他才勉为其难地予以接受。在平日的岁月里，林彪废寝忘食地研究各类问题，于昏暗的室内精心策划各种军事与政治策略。
在处理政治事务时，他惯常的做法是静心倾听秘书对文件的详尽解读，随后委托秘书代为勾选，表示其同意。在表达肯定之意时，他不经意间挥动双臂，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圆圈，秘书便会用相同的标记在文件上予以确认。若需提出意见，则由秘书记录其言。面对不同的观点，他总是简洁而直接地回应“不予答复”，或是以低沉的姿态无声地表达其态度。
在“批林”运动之中，所揭露的文件资料昭示了林彪所谓的“圈阅”文件，实则不过是由秘书随意勾画的符号，此一真相已无需进一步争辩。
长久以来，林彪出行往往偏好采用“转车”的方式。他乐于驾驶车辆驶向郊外，在一路的颠簸中寻觅那份畅快的驾驶体验。但自1970年秋季起，即便是他那为数不多的外出活动，也日渐变得鲜见。
庐山会议的失策，让林彪陷入了深切的懊悔与忧虑。他平日里话就不多，此时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偶尔让秘书为他解读中央文件，对其他文献几乎不闻不问。接待客人的次数也显著减少，他常常独自在房中徘徊，一圈又一圈，步履始终未曾停歇。
此刻，毛泽东针对林彪及其麾下将领，实施了既保护又批判的双重策略。表面上对林彪予以庇护，实则私下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及叶群展开了严厉的批评。鉴于庐山会议主要针对的是陈伯达，林彪及其同党在党内军内高级干部中的问题尚未全面曝光，也未引发足够的警惕，毛泽东便着手实施了一系列“降温”举措。他通过多途径释放“提醒注意”的信号，为被誉为“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泼上了一盆冷水。
他频繁接待来自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资深将领、政界要员以及各群众团体领袖，与他们逐一展开亲切的交谈。在周恩来的有力辅佐下，毛泽东逐步推行一项策略，即从舆论宣传入手，逐步削弱实际权力，直至最终消融。对于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批评，林彪内心有着深刻的洞察，而部分领导干部亦能隐约捕捉到其中的暗示。
1971年1月，北京军区在那时被视为深受陈伯达影响，且在林彪的操控之下，经历了改组。关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后续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看法。到了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遣代表介入原本由黄、吴、李、邱等人主导的军委办事组，实施了“掺沙子”的策略，从而打破了林彪集团的垄断局面。至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如期举行，林彪旗下的“四大金刚”以及叶群的检讨书，以及毛泽东的批语，均在会上得以公布。
五月末旬，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启动分阶段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的精髓，该谈话于1970年12月举行。谈话中特别指出，“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一表述令人感到不适与反感，恰恰是林彪所极力推崇的用语。至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同步发表评论，向全党敲响警钟，提醒大家警惕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如同赫鲁晓夫那般危险的分子”。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
某些观点认为，无论是对是错，林彪始终固执己见，未曾公开表明过认错之意，最多不过选择了缄默。此次，他再次显现出抗争到底的决心，与毛泽东直面交锋。然而，若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林彪所展现的更多是迎合的姿态，他内心深藏的霸气鲜少浮出水面，这次的行动不过是利用阴谋诡计来抒发其内心的郁结罢了。
九届二中全会落幕之后，林彪曾试图觐见毛主席，然而毛主席却对他置之不理，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林彪性格刚烈，难以妥协，这话并非虚言。尽管李文普的分析是否准确尚存争议，但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林彪之所以没有进行自我批评，是因为他自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真正的意图不便公之于众，而进行检讨恐怕只会加剧他的罪责。正如他的儿子林立果所述，那时的林彪心态已然是“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
自1971年始，毛泽东与其所谓“亲密战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这种看似和谐实则疏离的现象迅速引起了敏锐的新闻摄影记者们的关注，他们对此深感震惊。杜修贤，一位经验丰富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回忆道，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注意到了两大异常情况：
在那年的“五一”佳节，一段往事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悄然上演。当夜，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景象。城楼之上，圆桌排列有序，而位于正中央的那张桌子，则是特意为毛泽东与林彪预备的。
当夜色渐渐笼罩，灯火渐次亮起，毛泽东精神矍铄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悠然地落座于中央圆桌的东侧。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也相继入座，然而，面对毛泽东的座位，一直空无一人，那是林彪的位置。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来，每当报纸刊载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图像，林彪的形象必定入镜，以彰显他“接班人”的特殊地位。
往昔，每当林彪与毛泽东共同出席宴会，他总会在电梯口提前五分钟恭候，竭力彰显出对导师的崇敬与谦逊。然而，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未至。毛泽东在与西哈努克交谈的过程中，不时地望向那空缺的座位。
周恩来心中焦虑难耐，频频瞥向手表，同时派遣秘书去打探林彪的动向。终于，林彪不紧不慢地步上城楼。即便已是五月，他依旧身披一件军呢大衣，周身散发着浓厚的烟草气息，面露疲惫，精神显得萎靡不振。
他孤寂地落座，未曾吐露半个字，与身边的毛泽东既无握手之仪，亦无交谈之意，更未曾瞥上一眼，只是低垂着头颅。杜修贤感到事态棘手，他的任务是捕捉毛泽东与林彪亲密对话的画面，然而此刻，两人相隔桌案，沉默无言，拍摄任务显然无法完成。
在漫长的新闻职业生涯中，杜修贤养成了一个小小的习惯：一到现场，便会首先按下快门，捕捉一张全面的环境照片。而这回，他随性地按下了相机，记录下眼前的全景，随后便收起相机，耐心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然而，当他稍后回到圆桌前，他不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林彪的座位上空空如也，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不祥的预感，目光不禁屡次转向那片空荡的座椅，喉头无意识地上下抽动，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却又在唇边戛然而止。他轻轻一挥手，召唤警卫员至身旁，低声下达了几项指令，警卫员随即迅速跑向城楼的大厅。
他身体抱恙，不得不提前返回家中。幸运的是，就在林彪刚刚落座不久，杜修贤便敏捷地捕捉到了一张极具价值的照片。倘若不然，当日的报纸恐怕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这在当时无疑是新闻界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相继踏入118号客房，不一会儿，罗马尼亚的尊贵宾客也陆续到来。我赶紧捕捉他们热情握手的那一幕，待宾主落座，我又迅速转场，记录下会议的点点滴滴。观察到会谈的气氛已逐渐步入正轨，我便悄无声息地退至门外的大厅，静候会议的结束，以便再次进入进行拍摄。在大厅中随意漫步，我找到了人手，将新拍摄的胶卷送往社里冲洗。当我重返大厅，眼前的景象让我惊讶不已：林彪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而是选择了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
本以为这场会谈已经画上句点。然而，环视四周，主席与总理的安保人员依旧笔直地站立在大厅中央，他们的目光与我相映，木然地注视着那位令人费解的林彪。林彪究竟何时悄然离开118号房间，我们无从知晓。头顶骄阳似火，汗水浸透衣背，他却蜷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令人震撼的是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容。尽管无法一睹其全貌，但露出的部分已经足够让人确信，那是一张如同蜡像般苍白无血的面庞。
步入118号房间，我见到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仍旧空着，宛如“五一”之夜那把椅子一般。毛泽东神态从容，兴味盎然地挥动着手臂，与来访的客人热烈地交谈着。周恩来则面带宁静的微笑，不时巧妙地加入几句言辞。
康生话语简洁，眼镜之下的目光深邃而难以捉摸，其内心世界难以窥探。谈话就此告终，林彪却迟迟未步入房间。直至毛泽东等人相继离去，我才整理完摄影设备，走出那118号房间。步入大厅，我不经意间瞥向西北角，只见林彪依旧悠闲地坐在那里。
在他身边，我们虽察觉到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的情绪略显沉郁，身体状态似有微弱下滑，但日复一日的相处，并未发现他有何显著的变化。他的健康状况有病历为凭，用药情况均有保健医生细致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的众多专家与医生曾为林彪诊断病情、检查身体，而历任保健医生至今仍定居于北京。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前夜，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同样承担着守护林彪健康的重任，而彼时他正位于北戴河。恰逢林立衡与张宁抵达北戴河的前夕，蒋保生医师特地邀请了北京医院以及解放军301总医院的资深专家与医师同行，对林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检查。经过周密的诊断，专家团队确认林彪的身体状况与以往并无二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