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1915年出生于我国，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生。1938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历任成都川康特委副书记、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在文革期间，他不幸成为了李井泉首先指认的四川“走资派”，然而，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他死里逃生。晚年，马识途先生将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书《沧桑十年》，其中对李井泉的描写尤为深刻。（详见）马识途与李井泉的恩怨）

李井泉（1909-1989），江西第三师范的毕业生，于1927年春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投身于南昌起义。1930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并前往中央苏区。在此期间，他参与了长征。1942年，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的政治委员。在文革前夕，他成为西南地区的领导人物，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以及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同时还是政治局委员。文革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在四川主政16年，李井泉因其过于夸大的工作风格被称为“浮夸书记”，给四川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参阅）四川老干部回忆李井泉）

01

“国际间谍”

文革初期，北京中宣部首先被毛泽东划定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乃正副“阎王”。各地为紧跟中央体现文革业绩，先后抛出各省宣传系统干部，作为当地的“走资派”权派走资。

之所以在宣传部门挑选所谓的走资派，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央做法的模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系统本身存在诸多瑕疵，因此成为了最容易受到指责和把柄的焦点。

对于在白区历尽沧桑、顽强拼搏多年的老党员，如此轻易地抱持怀疑的态度，实在是不讲道理。对待同志的这种做法，也未免过于苛刻。党内的和谐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上下级之间完全以书记的意志为准则，一个人的话语就能左右众多干部的命运，决定他们的兴衰。更有甚者，仅仅是一些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就能让一位干部陷入巨大的困境。

马识途竟在毫无察觉之中，不慎卷入了涉嫌通敌卖国的风波漩涡。

此人有用，不可全信。

1950年春，四月的天空下，成都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们欢聚一堂，定格下了那幅珍贵的历史画面。在这张合影中，贺龙将军（前排左三）、李井泉同志（前排左二）、周士弟先生（前排右三）以及宋应、冷寅东、马识途等众多杰出人物，均赫然在列，共同铭记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02

文革遭遇

1966年五月，马识途在南充接到紧急指令，要求携带组织关系奔赴西南局参与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他曾两次不假思索地与“政委”李井泉发生冲突，却未曾想到，自己竟会成为“祭旗”的牺牲品——成为四川首位被定罪为走资派的人物。他因撰写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说而背上罪名。在西南局机关召开的大会上，他即刻被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被勒令停职反省。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惊愕至极，几近昏迷。从此，报刊与广播纷纷点名对他进行批判，他承受了无数的批斗。他的妻子王放因恐惧而离世。马识途被监禁了六年，幸免于难，但他的三个孩子却被逐出家门，流离失所，寄人篱下。

命运多舛，正当文革浪潮愈发汹涌之时，李井泉亦未能逃脱厄运，成为被批倒的对象。然而，他幸得紧急召唤至北京，获得了保护。遗憾的是，他的妻子肖里却未能与享这份宁静。省轻工副厅长在重重磨难中，肖里与马识途、沙汀、艾芜一同于成都昭觉寺监狱度过了囚徒的时光。在遭受批斗之际，马识途始终陪伴在侧。纵然马识途面露不悦，肖里却以炽热的热情来对抗他的冷漠。在放风的时候，他总是面带笑容，以期博得他人的好感。

“你如今提起这些所谓的‘无奈’，意义何在？如今我们同陷困境，命运似乎相似。”肖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你的处境与我有所区别，你有望重获自由，而我却难以逃脱。他们逼迫我写下揭发他的材料，但我一篇也没有动笔。我只希望，若你得以释放，能告诉他，我对他的忠诚从未动摇。”

数日之后，肖里累积于心底的安眠药终于让他完成了自我终结。尽管“走资派”的自杀事件频发，肖里的离世仍旧让马识途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他悔恨交加，因为对方在临终之际已留下了遗嘱，而他竟浑然不觉，如此情景，令他深感懊悔。（参阅李井泉家族的特殊历程与坎坷命运。）

1938年9月，肖里（居中）与战友们欢聚于延安的抗大校园，共叙战友情谊。

03

忠人之托

然而，肖里的夫君往昔曾是她的强劲对手。在马识途遭受批斗的岁月里，他庄严地立下誓言：“若我得以洗清冤屈，而他若不向我表达歉意，我必断绝与他的一切往来，哪怕他日后官至显赫。”

文革后，李井泉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多老部下去看他，马识途没去。后来，马识途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李井泉每次看望来京的四川团，马识途都借故躲避。李井泉向另一位挨过他整的人道歉，但没向马识途道歉，上南充去还在说地下党的坏话，马识途更反感了。邓小平到成都，接见川省老干部，李井泉也来了，马识途坐得远远的，不和他打招呼。但一想到肖里的临终之托，又觉得对不起肖里。

一日，马识途踏入成都金牛宾馆，欲一睹戏曲的风采，恰巧遇见李井泉亦在此驻足。李井泉正安坐于前排的沙发上。马识途心中愧疚之情难以自制，便径直走到李井泉的背后。李井泉向他点头示意，但马识途却未能及时回应，只是急促地陈述：“我与肖里曾共处一室，她不幸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临终之际，她曾郑重嘱托我，她未曾撰写任何旨在揭发你的材料，亦未曾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行径。”李井泉听闻此言，眼眶顿时泛起红光，他拿起手帕轻轻擦拭泪水，连声应和着“唔唔”。马识途尚未及告别，便转身回到后排的座位。

晚年李井泉

04

还算诚实

季羡林欣然为马识途的自传撰写序言，这主要源于他对“文革亲历”这一主题的强烈关注，而这一呼吁却鲜有人响应，这不禁让他心中涌起了深深的失望之情。然而，马识途却以详实的笔触，将那段历史的诸多细节娓娓道来，总计三十三万字，令季羡林不禁赞叹不已，将其比作“空谷足音”，清脆且弥足珍贵。

马识途与李井泉，两位均深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在深入阅读马识途的自传时，尽管他在叙述中不得不因“党性”原则有所保留，但所载内容大体可信。尤其是他对李井泉的矛盾情感，以及他在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期间所经历的恐慌，以及他宁愿从事机关的杂役如看门、收发、清扫厕所等，这些细节都显得异常真实。此外，他对曾经冤枉他人表示的悔意，以及“我不敢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便社会主义道路，我也不再愿意继续前行”的感慨，都让人深切感受到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让我对这部传记的细节更加信服的是，他写给续弦的初恋情书：“不幸的命运使我们紧密相连，却也为我们带来了幸运”。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重庆报社的编辑王放，她与罗广斌是《红岩》一书的同窗，其前夫也是一位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不幸自杀。

右一马、右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