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巴黎人，他们是在真正地进行革命！”

巴黎公社成立时，马克思在书信中难掩振奋。

可72天后公社覆灭，他看着战友递来的屠杀报告，久久沉默。

恩格斯到访时，见他攥着电报失神，轻声问：

“你还坚信工人阶级能靠自身力量掌权吗？”

马克思抬眼，眼神里没了往日光芒：

“我们低估了旧制度的韧性。”

这场惨烈失败，为何让他在最后的十年里深陷失望？

他的理论又是否因此发生了根本转变？

01

1871年初春，法国首都巴黎正处于一场深刻政治动荡的前夜。

普法战争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溃败告终，拿破仑三世被俘，临时成立的国防政府无力抵御普鲁士军队的进逼。

1871年1月28日，梯也尔领导下的所谓“国民政府”与普鲁士签署停战协定，同意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支付巨额赔款。

这一屈辱性协议不仅激起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更在巴黎激化了早已存在的阶级矛盾。

城市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对政府的不满迅速累积，而梯也尔政府试图解除巴黎武装——尤其是收缴国民自卫军控制的大炮——则成为引爆革命的导火索。

3月18日凌晨，梯也尔下令正规军突袭蒙马特高地，意图夺取国民自卫军囤积于此的火炮。

然而，行动很快演变为灾难：

士兵拒绝向民众开枪，部分部队甚至倒戈。

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巴黎市民自发组织抵抗，梯也尔及其内阁成员仓皇撤离至凡尔赛，将首都拱手让予起义者。

此后数日，巴黎陷入一种奇特的自治状态：

没有中央权威，却秩序井然；没有传统官僚体系，却由基层选举产生的代表维持运转。

3月26日，巴黎举行市政选举，28日，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其领导机构——公社委员会——由92名委员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为工人、工匠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包括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员。

与此同时，在伦敦，卡尔·马克思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作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实际领导人，他深知巴黎局势对于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意义。

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公社的决策过程，但他通过书信、会议发言以及国际组织渠道，积极表达支持，并试图引导国际舆论。

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些巴黎人，他们是在真正地进行革命！”

这种热情并非出于浪漫主义幻想，而是基于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判断。

在他看来，巴黎公社虽非理想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工人阶级首次掌握政权的伟大尝试”。

马克思的支持并非仅停留在言辞层面。他敦促第一国际各地支部采取实际行动声援巴黎。

在英国，国际总委员会联合工会组织多次集会，谴责梯也尔政府的镇压行径，并呼吁承认公社的合法性。

1871年4月，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万人集会，工人代表高呼“巴黎属于巴黎人民！”；

在德国，尽管俾斯麦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逮捕多名国际代表，仍有地下网络秘密传播公社宣言。

马克思本人则投入大量精力撰写《法兰西内战》——这部日后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要文献的小册子，正是在公社尚未完全失败之际开始起草的。

他在文中强调：“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

02

1871年3月28日，巴黎市政厅广场上红旗飘扬，人群高呼“公社万岁！”——这一天，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其政权机构由86名委员组成（后因部分选区补选增至92人），绝大多数为工人、手工业者、教师及具有激进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

这些代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政客，而是经由各区普选产生，并接受选民持续监督，可随时被罢免。

这种“随时可撤换”的机制，构成了公社民主制度的核心特征之一，也体现了其对代议制民主中官僚化倾向的警惕。

公社的诞生并非仅是一场武装起义的产物，更是一次有意识的政治实验。

面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后国家机器的真空状态，公社领导人试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后来被马克思高度评价的理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系列制度性变革。

首先，公社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一传统国家暴力工具，代之以全体公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

这一举措不仅出于战时防御需要，更蕴含着对军事专制传统的否定。

一位公社委员在会议记录中写道：“我们不要将军，我们要的是战士；不要官僚，我们要的是劳动者。”

此语虽带理想主义色彩，却真实反映了当时主导力量的政治诉求。

在行政体制方面，公社推行普遍选举与责任问责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法官、警察局长乃至市政官员，均由选举产生，并领取不超过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薪金。

此举旨在切断权力与特权之间的纽带，防止新政权蜕变为另一个压迫性官僚体系。

据当时财政委员会的档案记载，公社委员月薪被限定为6000法郎（约合当时熟练工匠月收入），且需公开申报财产。尽管执行中存在困难，但这一原则本身已构成对资产阶级国家高薪官僚制度的直接挑战。

在社会政策层面，公社展现出鲜明的平民导向。

教育改革尤为突出：公社宣布实行免费、义务、世俗的小学教育，并着手将教会势力逐出学校系统。

4月2日，公社通过《政教分离法令》，明确禁止宗教团体干预公共教育，并没收教会财产用于社会福利。

此举不仅回应了法国长期存在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也体现了其构建世俗化公共领域的政治愿景。

一位小学教师在日记中记述：“孩子们第一次不用背诵教义问答，而是学习算术和共和道德。”

此类细节虽微小，却折射出公社试图重塑社会文化基础的努力。

经济政策方面，公社虽未实施全面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但在有限时间内采取了多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措施。

例如，它承认被业主遗弃的工场应由工人合作社接管；

禁止雇主克扣工资；设立劳动交换所协调就业；并计划建立统一的工人信用机构。

这些举措虽因战事紧迫未能全面铺开，但其方向清晰指向一种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公社并未强行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或全面征用私有财产，显示出其政策制定中的现实考量与策略节制。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巴黎公社展现出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国际主义精神。

1871年4月12日，公社议会通过决议，拆除矗立于旺多姆广场的凯旋柱——这座拿破仑一世为纪念军事胜利而建的纪念碑，被公社视为“野蛮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的象征”。

此举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保守派斥之为“亵渎民族荣耀”，而左翼则赞其为“人类解放的宣言”。

与此同时，公社向各国革命者敞开大门。

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和派、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乃至美国记者均参与其中。

更为罕见的是，公社授予为保卫公社而战的外国志愿兵以法国公民身份。

波兰军官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最终战死于街垒。他在临终前对战友说：

“我虽非生为法国人，但我愿死为巴黎人。”

此言成为公社国际主义理想的生动注脚。

03

1871年5月21日，星期日，巴黎西郊的城墙缺口处尘土飞扬。

凡尔赛军队在梯也尔政府的指挥下，趁守军疏忽之际悄然突入市区。

这一行动标志着巴黎公社军事防御体系的全面崩溃，也开启了法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周——后世称之为“流血周”（la Semaine Sanglante）。

从军事史与政治社会学的双重维度审视，巴黎公社的失败并非单纯源于敌我力量悬殊，而是多重结构性缺陷与战略误判交织的结果。

其英勇抵抗虽未能扭转战局，却以悲壮的方式铭刻了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早期经验。

梯也尔政府自3月18日撤离巴黎后，迅速在凡尔赛建立临时政权中心，并着手重组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其军事重建得以实现，部分得益于普鲁士占领军的默许乃至协助。

根据1871年3月1日法普停战协定，普鲁士同意释放约4万名法军战俘，条件是这些部队不得用于对抗德军，但可用于“恢复国内秩序”。

俾斯麦政府对此心照不宣——镇压巴黎革命符合其遏制法国左翼势力的战略利益。

至4月底，凡尔赛方面已集结约11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而巴黎公社所能动员的国民自卫军虽号称15万人，实则多为未经系统训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及志愿者，且武器弹药严重匮乏。

据当时军事委员会档案记载，许多街区自卫队仅配备老旧步枪甚至猎枪，火炮数量不足百门，且缺乏统一后勤补给体系。

恩格斯在1871年4月致马克思的信中曾冷静指出：

“他们错过了三月末进军凡尔赛的最佳时机。如今敌人已站稳脚跟，巴黎被围困，形势极为不利。”

这一判断切中要害。公社成立初期，凡尔赛兵力薄弱，组织混乱，若能果断出击，或可瓦解梯也尔政权。

然而，公社领导层内部对军事行动存在深刻分歧：布朗基派主张立即进攻，蒲鲁东派则坚持防御优先，强调巴黎自治而非对外扩张。

更关键的是，公社未能建立统一高效的军事指挥机构。

尽管设立了战争委员会，但委员频繁更替，权威不足，各街区自卫队往往各自为战，缺乏协同。

波兰裔将领东布罗夫斯基虽具实战经验，却因非法国籍身份难以完全掌控全局。

进入5月，凡尔赛军队完成合围，开始系统性炮击巴黎外围工事。

公社方面虽组织多次反击，如5月3日试图夺回伊西炮台未果，暴露出战术协调与情报系统的严重缺失。

更致命的是，公社未能有效动员全城防御潜力。

许多武器库未被启用，部分市民因对政治派别不满而消极观望。

一位匿名目击者在日记中写道：

“街垒修得匆忙，士兵疲惫不堪，有人整夜未眠，只靠面包和信念支撑。”

这种依靠道德热情而非制度化动员的抵抗模式，在持久战中难以为继。

5月21日下午，凡尔赛军通过未设防的圣克卢门突入市区。守军因误判敌情，未能及时封闭缺口。

消息传开后，巴黎陷入混乱，但抵抗并未停止。相反，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巷战随即展开。

男女老少自发参与街垒构筑与战斗。妇女不仅运送弹药、护理伤员，更直接持枪参战。

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这位后来被称为“红色处女”的教师兼公社委员——在回忆录中记述：

“我们没有退路，身后就是我们的孩子和家园。”

儿童亦卷入战火，有记录显示少年信使穿梭于枪林弹雨传递命令，甚至协助装填弹药。

凡尔赛军队采取逐区清剿策略，每占领一地即行屠杀。其手段之残酷，远超常规军事行动范畴。

据后世学者综合多方史料估算，“流血周”期间约有1.7万至2.5万人被处决或死于战斗，另有数千人被监禁或流放。

许多受害者未经审判即遭枪决，尸体堆积于街道或草草掩埋于集体墓穴。梯也尔本人曾公开宣称：

“必须彻底清除这股毒瘤。”此类言论反映出镇压行动的政治清洗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公社战士在绝境中仍展现出高度纪律性与理想主义精神。

即便在最后几日，仍有街区委员会发布告示，呼吁居民保持秩序，保护公共财产。

5月27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东北角的墙下集体就义，此地后被命名为“公社社员墙”，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纪念圣地。

04

1871年5月30日，伦敦布鲁顿街（Bolton Street）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室内，卡尔·马克思以沉稳而坚定的语调宣读了题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

两天前，巴黎最后一处街垒——拉雪兹神父公墓东北角的防御工事——陷落，标志着存在仅72天的巴黎公社彻底覆灭。

然而，正是在这场惨烈失败的余烬中，马克思迅速完成了一部兼具政论锋芒与历史洞察力的文献，不仅为公社辩护，更试图从中提炼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范式。

事实上，早在4月初，当巴黎局势尚不明朗之际，马克思便已着手收集相关材料。

他通过国际通信网络、流亡者口述、报刊剪辑及法国友人秘密传递的文件，系统整理公社的各项法令、公告与军事动态。

尽管当时他正受慢性肝病与胸膜炎困扰，仍坚持每日工作至深夜。

据其女婿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几乎不眠不休，反复修改文稿，力求每一句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初稿于4月中旬完成，5月初形成二稿，并在公社陷落后迅速定稿。这一写作节奏本身即体现出他对事件政治意义的高度敏感。

《法兰西内战》并非单纯的悼词或声讨檄文，而是一部具有明确理论建构意图的政治文献。

马克思在文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命题，

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巴黎公社则尝试建立一种“真正民主的、由人民自己管理的政权形式”。

他特别强调公社的制度创新：

普选产生的可罢免代表、取消高薪官僚制、废除常备军、实行政教分离等措施，

均被视为通向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实践路径。这些分析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

该小册子于6月初以英文出版，随即引发广泛反响。

短短数月内，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等译本相继问世，在欧洲工人运动圈内迅速传播。

英国《泰晤士报》虽斥其为“煽动性文字”，但也不得不承认其“逻辑严密、情感炽烈”；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其列为内部学习材料；俄国革命者则视之为行动指南。

第一国际借此重振声望，尽管其组织结构此后日趋松散，但《法兰西内战》无疑巩固了马克思作为国际左翼思想领袖的地位。

然而，在公共话语之外，马克思对公社失败的私人反思远比文本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现有书信与同时代人记述表明，他并未简单将失败归因于外部镇压或偶然失误，而是开始深入检视自身理论框架中的潜在盲点。

例如，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坦言：

“我们过去过于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或许低估了国家暴力机器的自主性与韧性。”

这一反思暗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型的某种修正意识。

更深层的张力体现在他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看法上。

公社的兴起确属群众自发行动，但其缺乏统一领导、战略混乱、未能夺取法兰西银行等关键失误，亦暴露出纯粹“自下而上”革命模式的局限。

马克思虽在公开文本中赞扬公社的民主精神，但在私下却多次表示：

“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核心，群众的热情终将被体制碾碎。”

这一观点在其晚年著作中愈发明显，也为后来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埋下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情感状态亦呈现出显著的双重性。

在公众场合，他始终维持着革命导师的坚定形象。

恩格斯在1871年6月致贝克尔的信中写道：

“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工作，他相信公社的原则不会随街垒一同倒塌。”

然而，在私人空间中，其精神负担显而易见。

据女儿爱琳娜回忆，父亲在公社失败后的数周内

“沉默寡言，常常整夜凝视壁炉，手中紧握那份记载死亡人数的巴黎电报”。

恩格斯某夜造访其书房时，发现马克思呆坐于堆满资料的桌前，目光空洞，手中攥着一份关于妇女儿童遭集体处决的报告。

那一刻，恩格斯意识到，巴黎公社的失败已经在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

这种内外反差并非虚伪，而是一位理论家在理想与现实剧烈碰撞下的真实反应……

05

这种内外反差并非虚伪，而是一位理论家在理想与现实剧烈碰撞下的真实反应。

巴黎公社的失败，不仅是法国工人运动的悲剧，更成为马克思思想生涯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创伤。

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理论宏大叙事与历史残酷细节之间的张力，也促使马克思在余生中不断追问：

革命的火种为何屡屡被熄灭？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究竟通往何方？

巴黎公社的成立原本寄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希望。

作为第一国际的灵魂人物，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公社视为无产阶级首次大规模实践其理论的试验场。

在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个春日，他与恩格斯在伦敦的通信中频频表达出乐观情绪。

恩格斯在1871年3月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巴黎人终于行动起来了！这将是欧洲革命的新纪元。”

马克思则回应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尽管条件不成熟，但这正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之处。”

这种希望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

普法战争暴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脆弱性，巴黎工人阶级的自发起义，

似乎验证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预言。

公社的各项改革——从废除常备军到实行工人工资上限——在马克思眼中，都是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步步骤。

他甚至在内部会议上宣称：“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它将点燃全世界的革命之火。”

然而，这一希望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72天便被镇压下去。

5月28日，最后的抵抗者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墙下倒下，公社的旗帜被鲜血染红。

这一突如其来的失败，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猝不及防。

恩格斯在公社覆灭后不久的信中写道：“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和残忍。”

马克思则在私人日记中罕见地流露出沮丧：

“巴黎的英雄们倒下了，但他们的牺牲将永世流传。”

这一事件不仅让国际工人运动遭受重创——第一国际的许多分支被各国政府取缔，

成员遭受逮捕和迫害——也让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公社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并非一触即溃的纸老虎，而是拥有强大再生能力的系统。

它通过国家机器、国际联盟（如普鲁士的默许）和意识形态（如媒体对公社的妖魔化）迅速反扑，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手段。

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他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一观点源于他对巴黎公社的总结：公社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政权形式。

然而，巴黎公社的失败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仍然强大的情况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极其困难的。

公社虽控制了巴黎，却未能扩展到全国；

它虽废除了官僚体系，却在军事上陷入被动。这些现实让马克思意识到，理论上的专政理想在实践中面临重重障碍：

缺乏统一领导、资源短缺、外部干预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革命的夭折。

资产阶级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工具，能够迅速集结力量扑灭革命火焰，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关于革命进程的理论假设。

在公社失败后，他开始质疑早期著作中对革命“必然性”的乐观预设。

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中，他强调经济危机将自动引发无产阶级起义；

但公社的经验显示，危机虽能激发反抗，却不足以保证胜利。

国家并非单纯的经济上层建筑，而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暴力工具，能在关键时刻逆转历史进程。

这一认识促使马克思在晚年转向更深入的国家理论探讨。

他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占领它。”

这反映出他对革命策略的修正：从强调自发性，转向重视有组织的斗争。

马克思后十年处在失望甚至绝望之中，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处理资本陷入了迷茫。

公社虽短暂掌握政权，却未能有效干预经济：

法兰西银行的资金被梯也尔政府轻松转移，导致公社财政瘫痪。这让马克思困惑：专政国家如何驾驭资本的逻辑？

它是否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剥削的覆辙？这一迷茫促使他开始关心人类学，开始给达尔文写信，试图从更广阔的领域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

1873年，马克思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在笔记中写道：

“人类学的洞见或许能揭示国家起源的秘密。”

1881年，他致信达尔文，表达对《物种起源》的钦佩，

并附上《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希望从进化论中汲取灵感，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的困惑归根结底是关于国家与资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人民性”的本质讨论，更多是围绕“社会性”的问题。

国家是否能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抑或它总是被资本异化？

公社的失败凸显了这一矛盾：公社试图体现“人民性”，却在资本的全球网络中孤立无援。

巴黎公社的经历也让马克思意识到，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公社内部成员之间的政治观点不一，导致了决策过程中的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

布朗基主义者主张激进进攻，蒲鲁东主义者倾向于联邦自治，国际主义者则强调对外宣传。

这种派系林立极大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得他们在面对强大敌人时显得更加脆弱。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虽赞扬公社的民主多样性，但私下信件中批评道：

“缺乏一个铁一般的纪律核心，革命将化为乌有。”

这一洞见影响了其晚年对政党建设的思考，他开始强调无产阶级需要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以克服内部分裂。

06

此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剖析使他认识到，即使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活动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公社试图推行工人合作社，却因战时混乱未能深入；

它禁止夜班劳动，却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这些尝试揭示了经济转型的复杂性：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财产占有，而是嵌入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分配仍受资产阶级权利的制约。”

这暗示专政国家必须逐步改造经济基础，而非一蹴而就。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恢复力，这使得任何试图彻底颠覆它的努力都变得异常艰难。

公社失败后，法国经济迅速反弹，资本主义在废墟中重生。

这让马克思感慨：资本的“幽灵”无处不在，它能通过贸易、信贷和国际分工渗透革命政权。

晚年的他因此转向更全球化的视角，研究殖民主义和东方社会，试图找出资本主义弱点。

从学术史角度看，《法兰西内战》标志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此前，其著述多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如《资本论》对剩余价值的剖析；

此后，国家、暴力、革命组织等议题逐渐占据中心位置。

在1870年代，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印度殖民的笔记，探讨国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角色。

这一转变源于公社的启发：经济批判虽重要，但忽略政治维度将导致革命失败。

公社失败后的十年，是马克思生命中最黯淡的时期。

尽管他表面上保持着工作热情，继续修订《资本论》并指导国际运动，但内心的绝望如影随形。

1871年夏末，他携家人前往海滨疗养，试图摆脱巴黎惨剧的阴影。

然而，据女儿詹妮回忆，父亲常常独自漫步海滩，喃喃自语：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失败了？”

这一问题萦绕着他，促使他深入反思革命的条件。

公社虽是无产阶级的首次尝试，却暴露了诸多缺陷：缺乏农村支持、未能与外省联动、忽略了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动员。

这些教训让马克思意识到，革命不能局限于城市，必须构建城乡联盟。

在理论迷茫中，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研究，作为逃避现实压力的方式。

1872-1873年间，他系统阅读了巴霍芬的《母权制》和摩尔根的著作，并在笔记中写道：

“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或许能为未来提供蓝图。”

这一兴趣并非学术闲情，而是试图从人类起源中寻找社会主义的“自然基础”。他给达尔文写信，

不仅是礼节性致敬，更是希望将进化论融入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社会变革的渐进性。

达尔文虽婉拒了《资本论》，但这一交流反映了马克思的绝望：当政治革命受挫时，他求诸科学以重获信心。

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成为马克思晚年困惑的核心。

这回到了“人民性”的本质：国家能否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

公社试图如此，却被资本的全球链条绞杀。

马克思在1880年的笔记中写道：

“资本是社会关系，不是物；国家亦然。二者交织，革命须双管齐下。”

这一洞见预示了后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对他本人而言，却加深了绝望：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实现这一双重打击？

工人阶级的分歧问题，也让马克思倍感沮丧。

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分裂，布朗基派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

马克思虽主导了转移总部的决定，却在信中叹息：

“公社的幽灵还在，我们却自相残杀。”

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如对军事策略的争论，导致了致命延误。这让他强调：无产阶级需要教育和组织，以克服小资产阶级影响。

经济管理的挑战，更是马克思的痛点。

《资本论》第二、三卷虽由恩格斯整理出版，但马克思生前已认识到：

专政国家必须应对价值规律的顽强存在。

公社未能控制银行，便是明证。资本主义的市场弹性，让革命经济易遭破坏。

他在1878年致维拉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学习资本的狡猾，方能击败它。”

《法兰西内战》的转折意义，在学术史上显而易见。

此前，马克思的焦点是经济剥削；此后，他转向政治暴力。

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了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

这源于公社：没有暴力，国家机器不会自行瓦解。

进入187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健康每况愈下。

肝病、支气管炎和失眠折磨着他，但巴黎的阴影更甚。

1873年，第一国际正式解散，这标志着公社失败的连锁反应。

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国际虽亡，其精神永存。但我已疲惫。”

这一时期，他减少了公开活动，转向家庭和研究。

女儿爱琳娜的结婚，让他短暂欣慰，但公社死难者的名单仍萦绕心头。

人类学成为他的避难所。摩尔根的氏族社会理论，让他看到原始平等的可能性。

他笔记道：“国家源于阶级分化；消灭阶级，国家将消亡。”

这与公社的“打碎国家机器”相呼应，却也暴露了现实的遥远：资本主义强化了国家，如何逆转？

达尔文信件是绝望的象征。

1881年3月7日，马克思写道：

“您的著作提供了生物学基础，我试图在社会领域应用。”

达尔文回信虽客气，却未深入讨论。

这让马克思更感孤立：科学能否拯救革命？

国家与资本的辩证关系，让他陷入循环思考。

人民性是关键：公社体现了人民意志，却被资本异化。

他在1882年的笔记中探讨“社会性”：社会是关系的总和，国家须服务于此。但如何在资本主导下实现？

分歧问题持续困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改良vs革命争论，让他忧心。

公社的教训：团结是前提。他致信倍倍尔：“勿忘巴黎的分裂。”

经济控制的难题，让他修订《资本论》。

他认识到：市场不是中性工具，而是阶级工具。

专政国家须规划经济，但公社的失败显示，这需长期斗争。

转折后，马克思的著作更注重组织。

1880年的《法国三部曲》笔记，分析了1789、1848和1871革命，强调暴力与组织的结合。

1878年，反社会主义法在德国施行，许多同志被捕。

马克思虽在伦敦，却感同身受。公社的失败，似乎预示了欧洲左翼的命运。

他写道：“资产阶级学会了公社的教训，我们却在重复错误。”

健康恶化让他更绝望。

1881年，妻子詹妮逝世，他喃喃：“我的伴侣走了，巴黎的幽灵还在。”

女儿詹妮的早逝，更是雪上加霜。

人类学笔记堆积，他试图从中找出突破：

氏族民主vs国家专制。给达尔文的信，是求索的延续。

困惑深化：国家是资本的工具，还是可改造？人民性能否超越社会性矛盾？

分歧在国际显现：第二国际成立前夕，派系斗争不止。

马克思叹息：“公社若有统一党，或许能持久。”

经济挑战让他思考过渡期：按劳分配vs按需。

他在笔记中写道：“资本主义遗毒持久，革命需耐心。”

学术转折影响深远：后世列宁从中汲取国家理论，构建苏维埃。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寓所逝世。

恩格斯在葬礼上说：“他的名字将永存。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并非真实历史，未涉及宗教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参考资料：[1]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2]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3]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4] 列宁. 国家与革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5] 多利安·凯利. 巴黎公社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6] 雅克·鲁热里.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7] 彼得·盖伊. 启蒙时代（下）：自由的哲学[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8] 埃里希·艾克. 德国史[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