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引案

在那个前所未有的瞬间，我和李普夫妇竟意外地成为了中南局头号大案的“首犯”。紧接着，我们得知此案已升级上报至中央，高层对此高度重视。于是，一支专案组应运而生，由军管组长亲自担纲组长之职。

此事起于抄家。

我家最初的遭遇，便是遭遇了中山大学红卫兵的抄家。此后，北京及其他地区的红卫兵亦相继而至。他们肆无忌惮地翻检，毁坏物品，掠夺财物，甚至连粮票、油票等生活必需品亦未能幸免，尽数被他们搜刮一空。

历经抄家之痛，我本想稍作整理，然而刚整理完毕，抄家者便卷土重来。如此反复，我倍感烦恼，只得任由衣物、箱笼和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上。或许正是这份混乱，让红卫兵们屡次造访，但发现并无多少可取之物，于是便不再光顾。

不久后，一场异乎寻常且声势浩大的抄家行动再度上演。之所以称之为异乎寻常，在于参与这场行动的尽是中南局的干部，且全为成年之辈。其规模之宏大，体现在参与人数多达十几至二十人之众。查抄过程细致入微，几乎无所遗漏。在箱笼、抽屉、衣柜之外，耗费最多时间和精力的是对书籍的搜查。

我家客厅的一侧墙壁，经过匠心独运的装修，已华丽转身成为了一排书架。家中其他角落亦点缀着数个宽敞的书架。在十几位乃至二十余位读者的共同翻阅下，每一本书都见证了无数次的细致翻阅。

历经多次被搜查，尽管他们如此精细且努力地搜寻，我并未心生愤怒，反而生出一丝同情，更多的是无尽的疑问。如此规模的行动，如此强烈的措施，中南局大院里的其他干部恐怕无人能经历这样的待遇。这一切背后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渐渐地，我留意到种种画面：有的人正一丝不苟地逐页翻阅，有的人则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津津有味地品味着；而有的人只是匆匆翻阅了数页，便将书籍搁置一旁，似乎对阅读并无太多热情；更有甚者，未翻阅几页便点燃香烟，递给李普一支，随后两人便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闲聊。显而易见，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并不清楚，为何要对阅读如此大费周章。

岁月流转，我方逐步领会，我家遭受抄家的劫难，实乃源于王匡一族的抄家之祸。彼时，王匡担任中南局宣传部长之职，而在履新之前，他曾是广东省委的候补书记，并曾主管港澳事务。

王匡与李普曾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并肩工作，李普时任社长，两人的深厚情谊由此而生。后来，李普因工作调动至中共中央中南局，这得益于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热烈推荐。我的友人田蔚与王匡的夫人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供职，我们之间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鉴于王匡曾主管港澳事务，家中自然累积了丰富的港澳书籍与报刊。

此事当真震动了四方！当时，港澳的工作执行高度保密，所以民众对于这些出版物从何而来倍感困惑。更令人咋舌的是，王匡的办公桌上，玻璃板下压着一帧照片。图中，李普与王匡并肩站立，照片背面分别贴有他们各自的名字。但更令人费解的是，照片中还有两位未标注姓名的人物，一位被标为“报务员”，另一位则是“译电员”。这怎能不让人瞠目！这不分明是一张疑似特务名单及其照片吗？

这张照片，正是它揭开了中南局在“文革”期间的首起重大案件。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后排右侧第三位的是王匡，紧邻其右侧的第二位则是李普。

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着一段不凡的往事。在野战分社，曾有一位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英勇捐躯。他的妻子将一张分社全体成员的合影视为珍宝，不仅亲自复制了多份，还逐一邮寄给照片中的每一位成员。王匡与李普便是其中两位，他们有幸收到了这份意义非凡的纪念品。

某日，我与李普在王匡府上闲谈，一同辨识着照片上的人物。王匡耐心地逐一在照片背面标注每位人士的姓名，然而，对于其中两位同僚的名字，他却记忆不清，只能模糊地记起一位是负责通讯的报务员，另一位则是负责译电的译电员，于是只能简要地记录下来。

往昔，驻前线分社配备了自带的无线电设备，记者们撰写的新闻稿件，必须经过译电员的转换，将文字内容编码成电码，而后由报务员通过携带的电台将这些电码发送至总部，因此设立了译电员和报务员的专门职位。

此类事务原本无需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只需对当事人进行简单的询问，便可即刻明了。依常理推断，无人会愚蠢地将成员名单与照片如此明显地放置于书桌玻璃板下，供敌人觊觎。然而，急于求成的众人却将此视为宝贵的发现！

不久之后，我家不幸遭遇了一场抄家。令人巧合的是，在仔细翻检我们的箱子时，竟然发现了一粒子弹，而桌上则遗留着一张记录有电报号码的纸条。这一发现不仅揭露了港澳地区的报刊，还暴露了特务名单以及报务员与译电员的身影，甚至还有预先记录好的电报号码，以及那枚子弹。

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真相。他们难道不是间谍吗？我们家怎么会出现子弹？显然是红卫兵不慎留下的。我家曾接待过数批红卫兵，他们的物品就存放在我家柜中。至于查获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女儿共同处理的。

在运动的起步阶段，我们习惯于收听电台的广播。记得有一次，一位嗓音尖厉的女播报员在介绍完她的电台标识后，紧接着宣读了一串电报号码。出于好奇，我不由自主地将这串号码记录在案，意图查阅电码本，揭开其背后的秘密。然而，我在电码本中并未找到相应的解读，不禁猜想那可能是一种未知的密码。于是，那张纸被我随手搁置一旁，未曾料想，它竟在日后成为了关键的“铁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嘲笑那些急于表现自己的人。李普的档案上，鲜明地标注着“特嫌”的标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李普因两起冤枉的案件而遭受牵连，被判定为“不适合在机关任职”。因此，他被调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一决定是直接通知给他的。

他未曾意识到，自己已成了“被操控干部”中的一员，更不知档案中悄然放置着一顶“嫌疑犯”的称号。现在，在众人眼中，“嫌疑犯”的身份已揭晓，这顶帽子已确认为真实的“特务”。他们立功的时刻终于到来！这个“特务”果然能力出众，竟然能潜入重要机关！但最终，他无法逃离命运之手。那么，他们所立的这一功绩，究竟会有多辉煌呢？

在遭受贬谪之时，陶铸暂居第四高位，“包庇李普”一案被视作他在中南局的一大“罪责”。然而，当他抵达北京后，中央所犯的更多、更为严重的“罪行”中，这一指控已不再显得格外显著。

然而，有一件事显得格外重要，那便是我在家中偶然发现了与李普同、叶剑英的合影。这张照片记录了1946年的我们，当时我们共同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服务。该机构系国共两党与美国三方合力建立，承担着调停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军事对立的重任。

叶剑英

叶剑英同志时任该常设机构的中共首席代表。在那个时期，我担当翻译一职，李普同志则同时肩负《新华日报》特派员和新华社特派记者的双重角色。

此情此景，果然棘手之极，连叶剑英也未能幸免，涉案程度瞬间升级为“要案”！人物地位之高，案件之重要性亦随之节节攀升，此乃不言而喻。彼时，叶剑英肩负着十八集团军（包括八路军与新四军）参谋长的重任，享有“参座”之美誉。此次，他可谓是钓获了一条巨鲸。

在往昔的记忆里，刘组长曾私下对我进行审问，四周并无专案组或中南局成员的身影，室内仅是来自北京的军人，显而易见，他们均为军官。整个现场弥漫着庄重的气氛。他们静默无言，刘组长所提的问题无不围绕着叶剑英展开。我不过是一名翻译，对这些提问一无所知，只能如实作答，对每一个问题都只能以“不知”回应。当时我对这起事件完全处于迷茫之中，不明白他们为何对叶剑英如此关注。

事实上，此“案件”与我父亲的联系十分紧密，其关联重大。我父亲曾供职于国民政府，所任官职虽非显赫高位，却也绝非无足轻重。尤其是，他的个人背景极为复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并荣获少将军衔。

这位所谓的“书记长”徒有虚名，实则名不副实，与我们的“政委”相比，权力相去甚远。然而，他的“背景”却颇为显赫，他乃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在日寇投降的关头，钱大钧受命负责接收上海，我的父亲因此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随着钱大钧的隐退，我父亲也随他一同回到了故乡苏州，弃政从商，并在苏州四民银行担任了经理一职。

在庆祝49周年之际，他携手地方乡贤，热情地迎接解放的到来，并将自己的弟妹送入军旅，自己则投身于民主建国会，担任苏州工商联副主任一职，同时兼任办公室主任和市政协委员的职务。然而，这样的辉煌并未持久，他不幸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继而被定性为反革命，遭受了牢狱之苦。直到他逝世之后，1989年才得以昭雪平反。

“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

他们坚信我是我父命所托，潜入共产党内部的，我又如何能够说服他们改变这一认知？突然间，我想起了过去曾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若干情报。于是，我直言不讳地说：“实际上，我并未为父亲工作，反而是我从他那里掌握了信息，诸如国民党的《防范异党活动计划》和军队的全面布局等。”

有人后来向我透露，他们确实已进行了调查。这些情报已顺利送达延安，并受到了延安方面的高度赞誉，而我却一直蒙在鼓里。在地下党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解放”的喜悦。

1972年，我率先踏上了“解放”的道路，李普才因此得以展望未来的希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严格意义上讲，我的家庭背景对他形成了一定的阻碍。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在无数次的表格填写中，我从未提及那些过往。对于一名共产党员来说，此类事宜本就是职责所在，理应承担并严格执行的义务，又何须赘述呢。

实际上，情形远非仅此两例。此外，我还曾借助后勤部的车辆，协助数位地下同志成功穿越青木关，得以撤离重庆。青木关，作为通往重庆北部的关键隘口，其安检尤为严苛。我向后勤部门的相关人士提出，有一位友人急需搭乘车辆，能否通融一次。我们商定了具体的乘车时间和地点，他们便得以安然离开，且分文未收。然而，关于这些细节，我绝不能泄露分毫，因我对那些离去的同志们一无所知，包括他们的姓名、出发的具体时间以及人数，我均无法提供确切的信息。我郑重地决定对此事守口如瓶，以免给自己带来无谓的麻烦，自惹是非。

起初，我对这情景感到无比困惑，但时至今日回首，这一切似乎显得顺理成章。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中，人们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能被指控为特务。至于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案”，要为其罗织罪名简直轻而易举。

当时，李普已被单独关押在审讯室中，进行隔离审讯，而我则被囚禁在办公室内接受审查。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我尚能定期回家，得以沐浴。每日，我必须撰写交代材料。我将自己的家庭背景、投身革命的历程、所结识的人物以及曾担任的职务，一一详尽地记录在案。近期，我重温了李锐的诗歌，其中关于延安整风的诗篇中，有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这句诗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情感，那时，我心中也怀揣着类似的哀愁。

“再仔细回想，是否还有未曾提及之事。”尽管如此，我依然对他及专案组中那些坚守良知的同仁心存感激。他们并未对我无端指责，面对这起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经过全国范围内的细致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公正的结论得以得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普的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也被摘除，他重获清白。因此，有朋友对李普戏言，他是文革的受益者。然而，这份“益”实在是来之不易！我们能够活到今天，简直可以说是侥幸逃过了死亡的魔爪！

“苏老，我的资料里是不是真的戴着一顶‘特殊嫌疑’的帽子？”老苏回应道，“那当然。”

若非他们二位自愿担当，岂不显得我们有些不幸？

沈容和李普

我这个妈妈

每逢季节更迭，我偶然间翻开衣箱，那件久已不穿的旧毛衣便映入眼帘。那，是属于孩子的。无论经历多少次搬家，抑或是在整理衣物的时分，这件毛衣总是一如往常地静静躺在箱底。在多次慷慨捐助给灾区的活动中，捐赠的衣物堆积如山，然而这件略显旧旧的毛衣却始终坚守着它的位置，未曾离去。

这毛衣所选用的毛线品质并非上乘，是以粗毛线编织而成。起初，它以鲜艳的红色示人，但随时间的流逝，其色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变得暗淡无光。尤其是毛衣的下摆，其色彩变化尤为引人瞩目——一段是蓝色，紧接着是咖啡色，最后则过渡至一种难以言喻的色调。这件毛衣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每当孩子长高，手巧的阿姨便为其添织一截。每一截的添增，都如同树木的年轮，见证了孩子成长的脚步，记录着他们成长的点点滴滴。

我长久地注视着这件毛衣，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这件略显破旧的毛衣，承载着一段沉重而酸楚的记忆。那是在那个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年代，我的伴侣被拘禁于所谓的“单间”之中，而我则被强制要求留在机关内“交代”，不得随意外出。我的两个女儿，欲晓与亢美，即将分别前往海南岛投身生产建设兵团。欲晓当时已年满二十岁，而亢美则是十六岁。一个是高中毕业，另一个则是初中生。

在为姐妹俩打包行李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她们的衣橱中竟然没有一件得体的衣物。那件毛衣，曾是姐姐的至爱，如今却落到了妹妹的身上。随着姐姐的身材变化，这件毛衣已不再合身，便慷慨地传给了妹妹。自那以后，这件承载着无数回忆的毛衣便在家中被闲置。她们的汗衫上也布满了破洞。大女儿的长裤只是用订书机草草地修补了一下。在那个年代，虽然女孩们的装扮或许不及现在时尚，但家家户户的女孩都保持着整洁的衣着。直到此刻，作为母亲的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那段时间里，我忙于工作，频繁出差，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主要由祖父母负责照料。他们生活简朴，孩子们也从未有过购买新衣的念头，正是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才导致了今日的困境。

即将启程远行，眼前这堆旧衣物让我们母女三人眼含泪水。作为母亲，我内心充满自责。多年来，尽管经济并未紧张，为何我忽略了这些小事呢？

随着夜色渐渐笼罩，我们陷入了困境。当时，我身上仅有二十元的生活费，而孩子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却是十六元，因此购买衣物几乎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求。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亢美坚定地表示：“不行，我们必须去军管会寻求援助。”

“即便前往也于事无补。”但那对姐妹俩却坚决继续前行。她们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途。我在家中急切地期待，忧虑她们可能再度招致麻烦，害怕引发“走资派翻案”的风波。同时，我脑海中浮现出海南岛虽属亚热带，但五指山区冬季依然寒冷的画面。她们即将投身艰苦的劳作，这两件破旧衣衫又能陪伴她们多久呢？

令人惊讶的是，那对姐妹宛如凯旋归来，脸上洋溢着自豪。她们所取得的成就，便是成功从军管会那里借到了五十元。她们透露，这五十元是通过与军管会人员一番争执才争取到的。这笔钱，为我们的三人带来了在绝望深渊中的一点希望之光。

“你们各自上街挑选，优先考虑最迫切需要、价格最为合理的商品。”

姐妹俩步入了繁华的街头。而我，却受制于自由的羁绊，无法随她们一同漫步。在这堆杂乱无章的衣物中，我沉思着，哪件衣物还能被翻新，哪件大女儿已经不再合身，便打算转赠给小女儿。翻来覆去地思索间，忽然又想起未曾提醒她们购买布料以制作内裤，随即又担心她们是否知晓制作一条裤子所需的准确布料尺寸。

“妈妈，我买了一支口琴用来吹奏。既然买不起别的，我就带着它出发了，您不用担忧，能自得其乐就好。”

历经波折，我凭借着一场争执中获得的五十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竟然最终决定购买了这两件物品！

次日，我深思熟虑后，毅然决然地请了假外出购物。心想，即便要像孩童般与人发生争执，也无关紧要。于是，我来到军管会，诚恳地说明了请假缘由：“孩子已经成人，难道她们还不能自行购物吗？”我的话语似乎引得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他们还是应允了我的请假申请，但规定必须选择夜间行动，理由是白天需要闭关自省。

那日，我们母女三人提前结束了晚餐，随即直奔南方大厦。此次出行，我已做了充分准备，首要任务是选购制作衣物的必需布料。我深知农村劳作的艰辛，衣物在劳动中容易磨损，更换频繁。为此，我为她们挑选了制作长裤的蓝色布料，以及制作里裤的彩色花布，同时还购买了汗背心等物品。

亢美目光落在货架上那几个塑料脸盆上，便向妈妈提议：“我想买一个这样的。”那时的市场上，塑料制品还未广泛流行，价格也相对较高，我心中不禁有些踌躇。然而，女儿即将踏上远行的征途，她从未有过购买任何物品的请求，我不忍心让她失望，最终还是决定买下了那个脸盆。姐姐觉得这个价格实在昂贵，便建议只给妹妹买一个，她个人并不需要。多年以后，亢美仍然会提起，她购买的那个脸盆至今未曾派上洗脸的用场。在建设兵团的日子里，大家都觉得这个脸盆外观十分吸引人，便用它来装饭。

急匆匆地赶回住所，我立刻开始为她们量体裁衣。萧殷家的外婆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即便夜已深，造反派们应当都已安歇。她老人家毫不介意旁人的目光，一边裁剪，我则操作着缝纫机。这种裤子制作简单，正反两面都能穿，用松紧带做腰带。我们连续奋战了一整夜，最终将所有布料用尽。我内心默默祈祷，有了这些衣服，应该能暂时解决燃眉之急。然而，毛衣的问题依旧棘手，大女儿连一件都没有，而我们也再无财力购买。

在听闻自己获得“解放”的消息后，我即刻委托友人前往上海选购了一件毛衣，随后便将它寄给了我的大女儿。那时，我正被下派至干校劳动。

数年前，我有幸踏入新疆的广袤土地。那里出产的羊毛质地纯净，编织而成的毛衣更是巧夺天工。于是，我为两个女儿精心挑选了两件毛衣，内心涌动着一股弥补往昔疏忽的情感。

我傻，两件毛衣不能弥补什么。

来之不易的合影

在那金色的1968年秋季，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正席卷全国，我的两个女儿即将踏上前往海南岛进行劳动锻炼的征途。在那个时代，学生们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上山下乡的热潮，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她们作为所谓的“黑五类”成员和“狗崽子”，更是不得不深入农村，接受改造。我之所以希望她们前往海南岛，是因为那里设有隶属于部队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相较于农村的插队生活，那里的环境相对更为安定，条件也略为优越。

随着孩子们即将踏上各自的旅程，她们热切地请求与我一同留下影像。她们一遍遍地说，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次相见。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同样的担忧。她们的父亲被关押在所谓的“单间”中，那是专门为那些被认为问题最为严重的人所设，与外界完全隔绝。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此刻她们即将离别，拍摄一张合照，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愿望。然而，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却因为种种原因变得异常曲折。

作为被“监管”的个体，我的行动自由受限，无法踏入街头。我们无法前往照相馆，只能自行拍摄照片。但胶卷的高昂价格让我们望而却步。当时市场上仅售黑白胶卷，每卷的价格高达四元以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我的月生活费仅二十元，李普亦然。他曾向我提及，有一段时间他与于明涛同志同住一室，就连购买早餐时，也会为了节省一毛钱而轮流购买豆腐乳，一人购买两块三分钱，另一人购买一块两分钱，力求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效用。即便是平时不太懂得理财的李普，都如此节俭，我怎能轻易花费四元以上去购买胶卷呢！我们三人对于是否购买胶卷犹豫不决，反复权衡我们的经济能力。想到女儿即将远行，团聚变得遥不可及，那几元钱似乎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宁愿牺牲两天的饮食，也要留下这珍贵的合影。最终，我们下定决心，决定购买胶卷，记录下这刻的珍贵瞬间。

胶卷已购妥，我小心翼翼地将其装入相机。随后，我们便一头扎进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我们需要拍摄一张全家福，同时还得物色一位摄影师。幸运的是，女儿们迅速找来了两位得力的助手。一位名叫陈立波，另一位则是三毛，他们都是中南局干部的后代。更巧的是，陈立波竟然还是我女儿欲晓的同学。

这轻薄的胶卷，为我们带来了珍贵的喜悦。我们按下快门，一张又一张，瞬间将忧伤、痛苦和即将到来的离别抛诸脑后，仿佛只需一张照片，便能填补所有的遗憾。

咔嚓咔嚓声里，胶卷的每一寸长度都似在转瞬间消逝。此刻，底片冲洗的时刻终于来临。三毛提议：“不妨节省一番开支，不必将底片送往照相馆，我来亲自处理。”他这番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举动，让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意。他自信满满，断言自己定能顺利完成冲洗。我们自是欣然应允，待我将暗盒、化学药剂等冲洗底片所需的物品一一备齐后，便交给了他。

未曾料想，厄运竟降临到了自己身上。三毛，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映射了他那略显急躁的个性。他深知这胶卷的得来实属不易，便毫不犹豫地自告奋勇，承担起重任，焦急万分，唯恐出现任何差错。在这样的紧张情绪中，不知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疏忽，使得整个胶卷意外曝光。我们的失望之情，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原本拍照时大家兴致勃勃，此刻却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沮丧之情溢于言表。常言道，“祸不单行”，不幸之事似乎总是偏爱那些不幸之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拍摄的照片，最终功亏一篑！三毛自然十分难过，或许比我们还要难过，我们只能尽力安慰他。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他起初热情洋溢，随后却变得极度难过，那模样至今仍历历在目。听闻他如今在广东经营一家公司，不知他是否还记得这个微不足道的故事。

经过反复思量，我们母女三人精心准备的合影却成了空谈。随着夜色降临，我们默默地坐下，心情沉重，仿佛所有情感都随之消散。难道还能再买一卷胶卷来补救吗？这样的念头，无人敢在心底提及。

就在这当口，陈立波急不可耐地冲了进来，手里高举着相机，兴奋地宣告：“好了，好了，我成功借到了一台相机，里面还有胶卷，我们再来拍一张吧！”我和女儿几乎要欢呼起来，合影的愿望再次燃起。然而，屋内仅有孤灯一盏，相机又无闪光功能，光线是否充足让人忧心忡忡。我们只能把那唯一的灯光尽量移近我们的脸庞。不管效果如何，能拍出三张脸就心满意足了。一番忙碌，紧张得仿佛置身战场，我们终于完成了一张合影。

这张照片终于成功被冲洗出来。我正中央站立，两旁是我两位可爱的女儿，我们的站位显得格外和谐。尽管三人的面容清晰可见，却都流露出一种呆滞的神情，笑容不再是笑容，哭泣也不似哭泣，仿佛都被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得目瞪口呆。

无论如何，我们最终定格了那张集体的合影。这幅画面实属珍贵，我始终视若至宝，珍藏着它。

大救星吴阿姨

孩子们相继离去，我无奈滞留于机关的办公室内，继续我的学习和汇报工作。实际上，我并无太多需要交代的事情。在等待提审的空档，我便会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那个时期，报纸是严禁阅读的，我所能触及的仅有那本“毛选”。

一日，中南局宣传部的一位同志——昔日的军管会成员——莅临拜访，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李普因胃穿孔接受了手术，目前正卧病在医院的病榻之上，已有三日之久。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晴天霹雳，让我心情无比沉重。在再三恳求之下，他们终于答应派员陪同我前往医院。当我抵达医院时，我已陷入了迷茫之中，内心深处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坚信这次或许将是我与李普的永别。

李普踏入中山医学院第一分院，这是我们签订合同的合作医院，往昔的记忆犹在心头。然而，这一次，我尾随监视我的身影步入，却对所至之处一无所知。直至行至一栋楼前，那人才告知我：“此处非病房，而是一条走廊。”走廊里，病床密布，病患们躺在上面。我心知肚明，李普便藏身在这众多病患之中，于是焦急地环顾四周。很快，我的目光便捕捉到了李普的身影。他躺在走廊尽头的一张病床上，旁边有一位护理员在照料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轮流值班，日夜守护着他。他本就瘦削的面容，此刻更是显得异常憔悴，苍白得令人心悸。看到我，他的神情意外至极，既显惊讶，又露出喜悦，脸上立刻浮现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我强忍着涌上的泪珠，不愿让他窥见我的哀伤，却无言以对。稍纵即逝的瞬间，我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宝贵，遂急忙询问手术的细节。他告诉我，胃部发生穿孔，虽然已进行了手术修复，但并未切除，只是做了修补。我注意到他的声音显得异常无力。我追问：“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轻描淡写地回答：“没事，别担心。”这分明是在宽慰我。

“我很好。”这句看似普通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厚的意义，我们心知肚明，这是彼此间无声的鼓励，激励对方继续前行。

那看管我的人催促我离开。在他眼中，我们原本只约定匆匆一瞥，然而如今却已交谈了数语，这已显得格外宽宏。我依依不舍地走出房门，回头望了他两次，他那苍白的面容、灰白的头发，让我心中突然一阵剧痛。沿着走廊走去，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我悄无声息地抹去泪水，随后昏昏沉沉地跟随监视者返回机关。踏入房间，我径直倒在床上，四肢无力，整个人都显得软绵绵的，唯有那苍白的脸庞在眼前若隐若现。

数日后，军管会再次把我召回。我心中忐忑不安，生怕这次李普可能难以挺过难关。幸运的是，他们告诉我，李普已经成功出院。不过，鉴于他刚刚做完手术，医生特别叮嘱他不宜食用食堂提供的餐食。由于食堂人手紧张，无法专门制作适合病人的餐点，因此他们希望我能承担起一日四餐的供应任务，并确保所提供的食物易于消化。

我深感惊讶，怎么如此之快便得到了出院许可。直至后来我才领悟，原计划要切除穿孔部位的胃部，却因需要他“交代问题”，仅是进行了修补手术便草草出院，目的在于让他能继续进行问题的交代。

最初，我满怀热情地承接了为病患烹调膳食的重任，深信凭借自己的双手，能够制作出超越食堂的美味佳肴。然而，当我实际开始着手操作，心中不禁因眼前的挑战而涌起一丝忧虑。

在这场至关重要的手术后，补充营养实属必要，但我的经济困境使我难以达成这一愿望。即便是最简单的鱼肉，在那个时期也变得弥足珍贵。每当我要准备一顿饭，时间紧迫，只有短短一个小时，从选购食材到生火烹饪，所有环节都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起初，我只能熬制稀粥，并在其中加入一枚鸡蛋，后来又尝试做些简单的面条，点缀上几片青菜。随着生活的艰辛加剧，我不得不骑自行车急匆匆地购买蔬菜，回到家中立刻生火。那时，家中没有冰箱，每天的食物必须新鲜采购；没有煤气灶，我只能制作煤饼，然后用木柴点燃。在资金的拮据下，每日为这四餐而忧虑重重。

往昔，我与萧殷共居一室，屋中并无厨房，灶台便设在廊檐之下。正当我坐在小凳上眉头紧蹙之际，一位如同救星般的身影悄然出现——那是吴阿姨，她曾是我们的家厨。彼时，雇佣保姆的做法已被严格禁止。吴阿姨通过军管会的介绍，转而负责照料三个孩子，他们的父母皆已被拘禁。

“是什么办法？”她回答：“你去找军管会说明情况，告诉他们你无法制作病号餐。毕竟是他们抓了那个人，应由他们负责。”我担忧地回应：“这样做似乎不太妥当，他们究竟会给李普吃什么？”她安慰我说：“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让你做。据我所知，食堂那边人手紧张，根本没人能做病号餐。他们最终还是会请你帮忙。等到他们恳求你时，你就说只有在你协助的情况下，你才能制作病号餐。”她继续说道：“他们难道不明白，生火得花上不少时间？”我带着疑问问道，“这方法真的能行得通吗？”她却信心十足地回应：“肯定没问题。”我决定放手一试。吴阿姨接着提醒我：“一旦他们同意让我帮忙，你可得让他们直接来找我。”

我立刻向她坦白了自己的困境，告诉她目前经济状况紧张，无法负担所需的物品。吴阿姨听后，微笑着回应道：“这事儿并不麻烦，我这里正好还剩下两千元，你尽管拿去用，救人要紧，这是最关键的。”

吴阿姨，湖南人氏，未婚，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家政服务。与她共处的时间里，我们相处甚欢。她在中南局服务多年，结交了许多当地的朋友。在隔离措施实施前，她亲历了诸多政治活动，对于频繁的“打倒”行动屡感困惑：“真的有那么多的坏蛋吗？”她回忆说：“我见证了太多，记得在‘三反五反’时期，今天抓住一个‘小老虎’，明天又捕捉到一个‘大老虎’，但最终并未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她身高出众，音量洪亮，拥有湖南人独有的坚韧性格。在遭遇红卫兵的盘问时，她总能从容应对。当造反派调查我们的日常饮食和支出时，吴阿姨挺直腰杆，自信满满地说：“若要了解饮食情况，必须来找我，这些饭菜都是我亲自准备的。”她随手翻开一本记载详尽的账本，内容复杂，外人难以解读。若与对方产生分歧，她便坚定地说：“我是个贫农，你们究竟想怎样对待我？”当我们的邻居关相生同志不幸被捕，她特意送去食物，煮了一碗面条，将肉藏于碗底，撒上两片青菜。送饭时，她还特意叮嘱：“这面条是给那些走资派准备的。”就这样，她巧妙地避开了险境。

吴阿姨如此。

我对吴阿姨的勇气与智谋深信不疑，便遵照她的指点，踏入了军管会的门。果不其然，军管会依旧指派我负责烹饪，并且欣然答应了吴阿姨的协助请求。

次日，吴阿姨满脸喜悦地前来相告，军管会确实期望她伸出援手。她说道：“我并非轻易便答应此事。我曾明确表态：走资派的界限已经清晰划分。在他们的苦口婆心劝说之下，我方才勉强答应协助，然而，我也留下了一句警语：今后若有任何人诬称我的界限模糊，我将直接向你们追究责任！”

“手术刚刚完成，不妨为他准备一些富含营养的餐食。”

我精心将鸡肉和鸡汤慢炖至细碎，将其巧妙地融入主食中，鸡骨也被我保留下来，反复炖煮成浓郁的汤，然后用这汤煮成了一碗粥。吴阿姨看到我这样，关切地劝我：“你何必如此节省，自己也应该适当地享受生活。健康才是最关键的。”想到这只鸡的来之不易，我又怎能随意食用呢？

“你们在做什么？”他们见有人来，立刻逃走。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拿走罐头，心急如焚，大声呼喊：“你们尽管将其他物品拿走，但那些罐头绝对不可带走！”然而，他们对此置若罔闻，像风一样离开了。我急忙追到门外，其中一人不小心失落了两罐头。返回屋内，发现罐头已经被一抢而空。我绝望地瘫坐在地上，天空无路可走，大地无门可寻。广交会已结束，今后我又该何去何从寻找呢？

因无法直接观察病患，对其饮食忌讳亦不明了，送去的食物是否适宜成了未知数。我只能依赖饭盒退回后的剩余食物来推断李普的饮食是否适宜。若饭盒里剩余过多，我便会担忧病情可能恶化。至于胃穿孔、手术等细节，我一概不知。因此，我对米粒中可能残留的沙粒格外担忧，担心它们未被彻底洗净，若沙粒进入胃中，触及到伤口，恐怕会加剧穿孔的风险。在这种困境中，我每天携带手帕包好的米粒到办公室，甚至夜间也留宿于此，只有在准备四次饭菜时才有机会回家四次。我将米粒藏在抽屉里，逐一检查并筛选沙粒。桌上放着《毛泽东选集》，以防有人靠近，我会迅速关上抽屉，假装在阅读。

在那段时日，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准备这四顿饭菜的工作中。宣传部的司机，身为造反派，此刻却成了军管会的一员，他时不时地会来到我的住处进行检查，并且不时地对我进行一番训斥。“这顿饭竟耗时如此之长！”我依旧充耳不闻。我心中自有一番计较，既然无人能够胜任，那自然是我肩负起了这重任。

1973年，我们接到了调往北京的命令。在广州离别之际，我和李普一同踏入了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并依照医嘱入院接受治疗。医生向我们详细展示了李普的病历，令人瞩目的手术记录部分，第一行清晰地标注着“患者系监护对象”，而下方更是以三个显眼的感叹号加以强调！

萧殷养鹅

在干校的岁月里，萧殷与鹅群为邻，独居于狭小的小屋之中，四周寂静无人。他所住的居所宛如一条长长的走廊，卧室位于其中一端。屋内右侧，靠墙而立，一扇窗户洒下微弱的晨光，窗前用砖块垒起一块简陋的木板，便是他的书桌。房门左侧，是一方狭小的空间，特意为鹅群提供了安息之地。广东特有的狮头鹅体型庞大，成年后体重常超过四十斤，萧殷便饲养了十余只这样的狮头鹅。

我时常抓住机会，步入他的办公室，与他闲聊几句。我们同在文艺处共事，他担任处长，而我则是副处长，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维持着和谐的协作关系。他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文艺评论家与理论家，我对他的学识与贡献怀有由衷的敬意。

萧殷长期执掌《文艺报》的编缨，以其正直与严谨闻名，始终坚守原则，不为潮流所动，更不迎合权势，摒弃夸大其词。下班之余，他便会回到家中，精心打理他那片小小的“自留地”，那里种植着几样蔬菜与几株花卉。他鲜少走亲访友，给人留下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印象。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燃烧着一片炽热的热情。在《文艺报》的工作岗位上，他对待青年作家寄来的稿件总是认真审阅，不仅细致入微，还时常不辞辛劳地提出多次修改意见，并亲笔撰写长篇信件。许多青年作家因此受益良多。

将熟土豆捣至细腻如泥，紧接着将香肠切片与之混合，再撒上适量的咖喱粉，翻炒片刻。这道佳肴的滋味令人难以忘怀。自此，它便成为了我们两家餐桌上的常客。

某日，我与萧殷于办公室内闲谈，我俩共处一室。隔壁则是副部长葛震的办公空间。整栋办公大楼中，仅我们三人驻足。部长王匡因故被拘，其余同仁皆投身于革命浪潮之中。正当我们交谈之际，忽闻楼下人声鼎沸，声势愈发逼近，仿佛即将攀登至楼层之上。萧殷迅速轻盈地走向房门，悄无声息地将门闩上，低声对我耳语道：“无论他们如何急促地擂门，我们都不可轻易开门，更不得有丝毫声响发出，切记，千万莫要咳嗽。”话音才落，造反派已经赶到楼前。他们径直朝葛震的办公室冲去，或许是门并未完全阖紧。我们这边隐约听到隔壁房间内人声鼎沸，紧接着便是噼里啪啦的激烈打斗声。萧殷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一条缝，瞥见葛震办公室门外空无一人，室内却已战火纷飞。他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们出去。我们屏住呼吸，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门，像小偷般悄无声息地移动，一步步缓缓走向楼梯口。这段路程异常艰难，唯恐惊动丝毫动静。幸好，我们的办公室离楼梯最近。踏上楼梯后，萧殷不断提醒我们必须轻声细步。抵达楼下后，我们立刻飞快地跑回家中。第二天，我们回到办公室，遇到葛震，询问他遭遇如何。葛震说：“我也不清楚从哪里冒出来的造反派，他们首先要求我进行检讨，但我询问他们具体要检讨的是什么，他们却回答不上来。他们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言语不合便动起手来，拳打脚踢。”他的口袋中的钢笔也被他们击断了。若不是萧殷的巧妙计谋，我们恐怕也难以避免一顿狠揍。

在干校那间简陋的宿舍里，我们偶尔也会提及那档往事，彼此相视一笑，欢声笑语在屋内回响。

）”你站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从你那副样子，简直让人联想到间谍。结果，那位同事就因此被误解为是特务了。

和萧殷聊天让我心情舒畅。

萧殷在白日将狮头鹅赶至户外，同时监护着鹅群，并在田边寻找草药。他对各种草药了如指掌，采集的药材于夜间便被放置于餐桌上的木板上，经过分类与整理，等待晾干。他曾慷慨地赠予我一本草药图谱，其中绘制了各式各样的草药，并详细介绍了它们的药性及其在治疗不同病症中的应用。由此，我也开始跟随他学习，频繁地采集各种草药，并依据图谱进行识别。当时，我已经能够辨认出多种草药，然而时至今日，大部分已经淡忘，唯有马齿苋的消炎效果和治疗腹泻的功效，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来。

萧殷深受哮喘之苦，日常便依循古书所述，亲自熬制草药汤剂以供饮用。身处干校，医疗资源颇为稀缺，一旦身体出现微恙，他便会前往镇上的医疗机构寻求帮助。然而，对于这些医院，萧殷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他坚信那些所谓的医生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不过是那个时代所谓的“赤脚医生”而已。无论身体哪里有所不适，他总是倾向于依靠草药进行自我疗愈。

那鹅便悠然睡在了它的栖息之地。然而，即便在梦乡中，它也不时地发出阵阵声响，萧殷便断定它患上了哮喘，于是他将自备的草药水重新熬制了一剂，打算让鹅饮用。对此，我心中充满疑惑。我问道：“我从未听说过鹅会患上哮喘。”萧殷答道：“你看，我饮用它并无妨碍，那鹅饮用它也应安然无恙。”

萧殷精心呵护着他的鹅群，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佳节将至，不得不宰鹅以供宴席之用，他总是表现出难以言喻的依依不舍，仿佛在送别自己的孩子，轻轻地抚摸着每一只，难分难舍。我完全理解萧殷的心情。在那个多事之秋，家道中落，与他朝夕相伴、情感深厚的，岂不就是那几只鹅？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则是另一番光景。

小辫子

在那个四害横行的岁月里，民间广为流传着有关那位执掌《人民日报》权柄的诸多轶事，例如将“墨西哥”误读为“黑西哥”之类的趣闻。随着“四人帮”的败落，一本汇编了这些人物笑谈的书籍应运而生，或许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史料价值。遗憾的是，我未能将此书保存至今。

纵使我未能亲临其阵营，却也偶遇了一位与之相似的身影。然而，这位人物却显得微不足道，实在不值单独提其姓名。

在那个时期，我执掌着广播电台编辑部总编辑的职责。电台的核心领导，党委书记，竟然是一位女性。她的实际年龄让人难以确切知晓。若将她视为中年，她却梳着两条活泼俏丽的小辫，打扮得如同少女，未婚的印记依然清晰可见；若说她仍是少女，但那份少女特有的青春光彩却已从她的脸上逐渐消退。在我们电台，日常交流中大家习惯以姓氏相称，比如“小王”、“老李”，而她既不显年迈，又不似孩童，因此私下里，大家便亲昵地称她为“小辫子”。

初踏电台的门槛，小辫子对我表现出了异常的亲和，笑容可掬，关怀备至。然而，几日流转间，她竟然与我进行了私下深入的交谈。她语重心长地说：“你需寻觅几位值得信赖的助手，担任你的耳目。”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令我愣住，一时无言以对。对于“耳目”这个词，数十年来我未曾听闻。在短暂的闷闷不乐之后，我唯有对小辫子保持适当的距离，敬而远之。

“寻寻觅觅，费尽周折，这才终于觅得一位如此合适的人选。既要与工人阶级的身份相契合，又需年轻貌美，且必须是女性，这样的条件实属难得一遇。”

每逢全台大会盛大召开，小辫子总以这等豪迈之词开场：“我乃一介平民，手持榔锤，根植于工人阶级，血脉传承，纯正无瑕，声名远扬。”他的气魄宏大，语声激昂，使得全场人士皆不敢轻启笑颜。紧接着，他便会引用时下报纸上的观点，语调也随之变得舒缓。

“工人阶级，惹不起。”

这位年轻的小辫子，却早已展现出不凡的傲气。在党委会议召开之际，她总是迟到一步，最后才踏入会场。直至所有委员均已落座，才有专人上前邀请。她这才缓缓走出相邻的办公室。她的座位固定，正中长沙发而坐，而这长沙发专为她一人所设。正是如此，才能凸显她非凡的身份，昭示她非同寻常，乃是此处的领导核心！

“这是什么道理！作为党委书记，这点小钱难道我还不能自己决定？我的权力何在？我还有什么权力？”她眼中充满怒火，那副神情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个“非常时期”中那些激进的造反者。看到这一幕，我立刻离开了会议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她那根小辫子之所以如此激昂，原因显而易见。在她看来，工人阶级理应掌握权力，既然她自认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那么权力理应由她执掌，由她做出最终决定。这并非她个人的独特见解，而是他人公开宣扬的理念，那个时代的权威真理，简单而又直接。然而，如今竟有人对此真理持怀疑态度，小辫子怎能不怒火中烧！至于她后来如何运用她的“权力”，我现在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

广播电台犹如一部精巧的机械装置，内部设有发射与制作两大部门，而编辑部则是维系整个运作流程的核心环节。各道工序紧密配合，方能保证这台机器的顺畅运作。编辑部在首道工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小辫子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开始将权力的触角伸向编辑部。

编辑部的日常，笔触累积，字数往往逾越数万。编辑与记者们，日复一日，或深入现场进行采访，或埋首案牍，笔耕不辍。小辫子虽不亲自审阅每一篇稿件，但她自有独到的策略。举例而言，当需播放一部小说时，这在当时实为一桩棘手之事——既无现成的小说可供选用，又必须确保节目时长的充实。这时，小辫子便会将编辑叫至身旁，请求他们口述故事梗概，随后再决定是否选用。有时，她还会聆听已录制完成的音频带，并提出一些既令人忍俊不禁又啼笑皆非的点评。然而，她的意见是否被采纳，她本人却无从知晓。归根结底，这一切不过是她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领导的风范，借此彰显她手中所掌握的审查大权。

她掌握权力的核心策略之一，便是精心选拔并运用所谓的“耳目”。在这其中，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天真少女被她视为重点培养对象，并委以文艺组组长的重任。文艺组成员中，不乏在台内辛勤耕耘十余载、经验丰富的同仁，他们在文艺的各个领域均有所建树。然而，这些同仁却因种种非议，诸如出身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不得不受这位年轻组长的领导。所谓的领导，实则是对他们严加看管。他们只能埋头苦干，严禁自轻自贱或轻率行事。的确，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行事极为谨慎，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此乃一位名为贾宝玉者，其所属单位未明，所犯何错亦无从得知，今正面临批判之境。”众人面面相觑，既不敢发出笑声，亦无法作出任何回应，唯有通过眼神间的交流传递着复杂的心情。

对小辫子而言，培育这样一位“情报员”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大部分同志心中都有一套明确的对错观念。尽管编辑部规模有限，却囊括了丰富的节目内容，从早上6点半的报纸新闻摘要，到本地新闻、工农业资讯、外语教学以及天气预报等，虽小却全面。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渠道，究竟从何着手？似乎需要进行一番精挑细选。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小辫子的首要关注对象。或许是因为那位年轻女孩提交了一份小报告，亦或是因为她想要首先锁定关键人物。

小辫子仿佛对我施展了一项独特的驯服之道。她的战术便是突如其来的行动。某日，她忽然召集了一次党委的扩大会议，而我，依旧端坐于沙发中央。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宣告会议的开启，未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文艺组的年轻女性成为了发言的开端。我观察到她手持一份事先备好的演讲稿，表情显得异常激烈。她的批判焦点直指我“业务导向”的倾向。紧接着，其他人陆续发言，有的只是草草了事，有的则有意引申话题，内容显得空洞无物。这一系列的发言显得杂乱无章，起初看似声势浩大，然而却如雨点般逐渐稀疏，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止。

沈先生刚从会议室匆匆归来，一位年轻女子便带着微笑靠近我，假意诚恳地开口：“沈老师，我年纪尚轻，能力有限，您经验丰富，若我的话有所不妥，还请您多多指教。”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我感到意外，甚至比她之前的言辞更让我感到震惊。她深知自己在编辑部中的孤立，面对这次意外的挑战，她似乎也并无十足信心，因此她不愿与我产生激烈冲突。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女能在短时间内展现如此巨大的转变，这样的演技实在难得。她究竟是如何学会这些变化的呢？

经过深思熟虑，我答道：“我的观点将在会议中作详细阐述。”

此事告终。

为何有人对知识分子抱有强烈敌意？其根源便在于此！

今日的笔触所至，不仅满载着对“四人帮”的愤慨，更深沉地寄托了对某些年轻人的深切同情。坦白地说，小辫子和那位少女并非愚钝之辈，她们的心灵也并非与生俱来就恶劣。若非有人向她们灌输那些扭曲的真理，若她们能在工厂里勤奋劳作，认真学习，无论学习何物，终究能够领悟真谛，成长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遗憾的是，那场“大革命”摧毁了她们，至少夺走了她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