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展现出独特的国际主义精神，堪称一支具有国际性质的联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东北抗联犹如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两国携手共同抗日，这一历史篇章更是东北抗联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更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更显抗日的国际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犹如鸟的双翼，相辅相成，不可或缺。1935年7月，面对法西斯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构建广泛统一战线的反法西斯战争策略。
“团结一切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作为我们的同盟军；联合一切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国家和民族；对所有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斗争持善意中立态度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愿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统一了东北抗日武装。若以“中国工农红军”命名，在广泛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斗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若称“东北人民革命军”，众多东北抗日武装难以认同，众多“拉杆子”抗日的地主阶层，对“人民”与“革命”的概念难以接受，此外，还有不少抗日队伍，对“人民”与“革命”的含义亦不甚明了。相较之下，“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名称简洁明了，鲜明地展现了东北抗联作为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组织形式的独特性。
其二、提升了东北抗日武装的团结性。以“东北抗日联军”这一为各方所认同的名称，鲜明地凸显了抗日斗争的至高无上。实际上，这一命名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地区所有抗日武装的领导力量，实则实现了东北抗日武装的统一整合，并确保了党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全面指挥。正因如此，东北抗联得以汇聚成11个军团的强大阵容。
其三、强调抗联的国际性。1935年7月，面对法西斯恐怖的日益猖獗，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抵制法西斯战争、构建广泛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将“东北抗日联军”更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正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实质性落实，旨在打造一个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或统一战线，使东北的抗日力量更具国际色彩，并赋予其更加明确的法律地位。
二、支持朝鲜抗日复国
在党的领导下，这场具有国际化色彩的东北抗日斗争，中朝两国联合抗日的壮举，共同谱写了一曲气势恢宏的史诗。
1、为朝鲜抗日力量提供生存空间。1910年8月22日，日本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自此，大韩帝国的王室被迫迁往日本境内，朝鲜半岛正式被纳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标志着朝鲜的亡国悲剧。
1919年春，朝鲜掀起了旨在重振民族独立精神的“三一运动”。然而，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鉴于当时朝鲜国内日本及伪政权势力根深蒂固，可供反日力量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朝鲜的反日力量面临着被彻底剿灭的严峻威胁。
众多朝鲜的爱国志士与不愿沦为亡国奴的民众，纷纷逃亡至鸭绿江的北岸，并在东边道地区以及吉林、奉天等地方散布开来。中国无疑为朝鲜的抗日力量提供了赖以生存与聚集的机遇与土地。
2、中共积极援助朝鲜革命。“特委应立即设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行委，目前暂由东满特委负责领导。”
依照此指导方针，东满特委正式设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简称朝工委。其核心职责包括：派遣朝鲜籍同志深入朝鲜本土开展工作，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逐步奠定朝鲜党组织的基础。待此基础稳固后，再向中央汇报，并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以解决重建朝鲜共产党的问题。
朝工委接连派遣20余位同志前往朝鲜本土开展各项活动，并成功组建了群众性组织——左翼劳动同盟，参与人数超过3000人。此外，特委还精心编印了一系列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小册子，以及《日本铁蹄下的朝鲜》、《中韩民族大团结》和《朝鲜的革命斗争》等文献。
3、为朝鲜抗日力量提供基地。流亡至鸭绿江北岸及东边道的朝鲜爱国志士，尤其是朝鲜共产党，在东北已定居的朝鲜居民中积极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他们甚至成立了反日游击队。队伍规模不一，大的可达千余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这些游击队时常潜回朝鲜，对日军警进行袭击。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24年间，朝鲜义勇军从东北进入朝鲜，对日军发起攻击共计980次，在东北与日军交手的次数则达到了132次。
4、保留朝鲜共产党成员。朝鲜共产党历经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残酷破坏和党内部派系纷争的长期困扰，至1928年，已陷入濒临崩溃的境地。同年12月，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旨在重新组建朝鲜共产党，然而，重建的努力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此刻，散居于我国各地的前朝鲜共产党员，遵循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指导原则，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不仅直接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而且以东北的革命斗争为基础，积极筹备并致力于推动朝鲜的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自1945年以来，朝鲜在重建过程中，共产党（即劳动党）成功保留了众多核心组织成员。
5、朝鲜人民军摇篮。1932年4月25日，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东满特委的使命，年仅二十岁的共产党员金日成在吉林安图县的明月沟，成功创立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毅然担任队长之职。此举标志着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首次直接领导并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
5月1日，游击队挥舞着鲜艳的红旗踏入安图县城，鼓乐齐鸣，气势昂扬地展开了一场阅兵仪式。自此，金日成与朝鲜官方将1932年5月1日这一日，定为纪念金日成创立朝鲜人民军的建军节。该部队主要由朝鲜籍官兵组成，在中国境内活动时，被称为“东北抗日联军”；而返回朝鲜本土对日伪势力展开打击时，则更名为“朝鲜人民革命军”。
6、为朝鲜重建培育了骨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之际，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不断壮大，为争取朝鲜的独立与复国，在政治、军事和组织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准备。
抗战胜利之际，1945年10月，金日成率领由抗联教导旅朝鲜族官兵构成的朝鲜工作团重返朝鲜。同年10月，他领导成立了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翌年2月8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金日成当选为委员长；至1946年8月28日，金日成携手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共同创立了朝鲜劳动党。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得以建立，金日成再次当选为委员长。随后，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金日成荣膺内阁首相之职。
其中，大元帅1位，元帅3位，次帅8位，大将6位，上将1位，中将1位，少将1位，还有不少在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中担任要职。
三、“朝鲜籍党员”对抗联贡献显著。
“外籍党员”，这一群体在中共党史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们来自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奥地利、波兰、英国、美国以及苏联等多个国家，这些外籍中共党员均认同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纲领与理念，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幸福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战斗过。在这些外籍党员中，来自朝鲜的外籍党员人数最多，他们对东北抗联的影响和贡献尤为显著。
1、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党党员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修订后的《共产国际章程》。章程中第2条和第37条明确规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其名称应定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每个国家仅允许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作为其组成部分。而对于移居至他国的共产党员，必须立即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支部。”
朝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均为共产国际的成员。然而，由于持续遭受日本殖民者的严重破坏，以及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纷争，至1928年，朝鲜共产党已陷入瓦解的边缘。在同年7月17日至9月1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朝鲜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支部资格被撤销。尽管共产国际在1928年12月决定重新组建朝鲜共产党，但重建尝试最终未能成功。随后，依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共产国际要求流亡至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即原先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党党员，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外，自中共一大至七大，党员的吸纳并无国籍的限制。规定明确：“凡认同我党党纲与章程、加入党的某个组织并积极参与其中工作、遵守党的决定，且按时缴纳党费者，均有资格成为我党的一员。”
2、中共满洲省委热忱接纳朝鲜共产主义者。自1929年7月起，中共中央与中共满洲省委便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筹备工作，旨在吸纳朝鲜共产主义者（涵盖前朝鲜共产党成员及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加入我党。
1930年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与团满洲省委联名发布《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的公开信》，详尽阐述了朝鲜共产主义者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具体条件和途径。《公开信》强调，凡是对中国共产党纲领表示赞同、坚决执行党的决策、投身于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群众，只要他们政治立场坚定、工作态度积极、毫无派别私心，均具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格。
在这段期间，中共吉林特支吸纳了一批朝鲜共产主义志士入党，党员人数因而从原先的3名激增至25名，同时，在特支的坚实基础之上，中共吉林（临时）县委应运而生。
自1930年3月20日往后，共有430位前朝鲜共产党党员陆续融入了中共满洲省委下辖的各个组织。随后，其他朝鲜共产党派系亦相继发布声明，呼吁以个人身份加入我党。至1932年9月，朝鲜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三个局均宣布解散，朝鲜共产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加入我党的过程基本告一段落。当时，全东北地区的中共党员总数达2100人，其中80%以上为朝鲜籍党员，金日成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四、中共领导抗日武装创建
鉴于“日据朝鲜”时期实施了全民军训，并且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早在那时便开始武装抵抗日本侵略，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众多朝鲜同志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组织武装抗日斗争中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与贡献。
1、中共朝鲜籍党员领军抓枪杆子。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东北地区尚无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存在。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武装抗日成为了工作的核心。起初，重点是掌握枪杆子，并组建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游击队，这一重任主要落在了朝鲜籍同志的身上。
自1921年起，我国朝鲜籍的共产党员便在中国东北地区积极组建各类反日游击队，他们频繁往返于东北与朝鲜之间，潜入朝鲜本土对日军警进行袭击。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展现了较早的武装斗争意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具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1年岁末，朝鲜族中共党员金日成、杨林、崔石泉、李红光、金策等，携手中国同志杨靖宇、周保中等人，历经重重艰辛，陆续在东北的南满、东满、北满以及吉东等地，成功建立了众多抗击日寇的游击队伍。
2、金日成、杨林、李东光等诸位，均为抗日联军的重要奠基人。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在满洲地区成立的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中，众多来自朝鲜的中共党员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中，金日成、杨林、李东光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值得特别提及。
金日成。经历共产国际对朝共重建的挫败，朝鲜共产主义者被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1931年，金日成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32年4月25日，应中国共产党东满特委的指派，年仅20岁的中共党员金日成于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地区，成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并肩负起队长的重任。
杨林。原名毕士悌，于1930年10月抵达延边，担任中共东满特委的委员及军委书记一职。在东满地区，参与抗日战争的朝鲜族战士占据多数。杨林身为朝鲜籍，这无疑为其领导创建东满各县工农赤卫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中包括由金日成所创建的、由中共领导的首支抗日武装力量。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林便肩负起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重任。1932年四月，他前往磐石县，旨在传达省委关于动员群众组建反日游击队的指示。在杨林的协助下，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功发动了蛤蟆河子农民的反日大规模起义，并在此基础上，杨林协同中心县委正式组建了磐石赤色游击队。
李东光。在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一个朴素的农民家庭中诞生，李东光于1929年冬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磐石县早期中共党员的杰出代表。次年6月，中共磐东区委正式成立，李东光荣任首任区委书记。
1932年6月4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正式组建了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四纵队，亦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或磐石游击队。李东光，作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先驱者之一，为其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北抗日联军的核心创始人周保中将军回忆道：“1932年，坚如磐石的东满游击队以及1933年的磐石、珠河、密山、汤原、饶河等游击队，均系朝鲜同志及革命群众所创立。它们后来演变为抗联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军，即便是在第五军中，亦汇聚了众多卓越的朝鲜同志。”换言之，在抗联成立的11个军中，约半数军队源自中共领导下的朝鲜同志所建立的武装力量。
3、众多中共朝鲜籍党员任抗联将领。在抗日联军由11个军组成的庞大阵容中，众多朝鲜籍中共党员身负重任，活跃于军、师、团各级领导岗位。例如，满洲省委首任军委书记杨林，抗联第3路军政治委员金策，抗联第3军军长许亨植，抗联第7军军长崔庸健，抗联第2路军参谋长兼第7军代理军长崔石泉，抗联第2路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第3路军第11军政治部主任金正国，抗联第一支队参谋长安吉，以及抗联第2支队政治委员姜信泰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联的高级将领中，三分之一由朝鲜同志担任。
特此补充说明，在东北抗日战事期间，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身份界定较为模糊，彼时对于国籍的界定尚无明确区分。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方始确立起清晰的国籍划分标准，自此，在中国定居的居民均为朝鲜族。
所述内容特指抗联中的朝鲜籍将领，其身份界定是以朝鲜被日本吞并后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为分界线，而非泛指整个朝鲜族群体。
4、抗联有朝鲜籍整建制军师。由中国共产党东满特委指派，朝鲜籍中共党员金日成于吉林安图县明月沟创立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该队伍随后发展成为抗联第2军。
周保中指出，抗日联军第2军主要由朝鲜籍的党员、团员、工人与农民构成，占全军人数的九成。该军组织严密，战斗力卓越，纪律严明。第7军亦以朝鲜人为主要力量，其中崔石泉、朴元彬、李学福、徐凤山等均为关键的领导人物。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主席在审阅有关东北抗联历史的汇报资料时，曾言：“东北抗日联军实则乃中朝两国联合之武装力量。”此一断言，既准确无误，亦与历史真相相符。
四、朝鲜籍抗联战士英勇牺牲
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众多朝鲜族战友与东北抗日联军紧密相连，并肩作战，共歼灭了大量敌军的有生力量。他们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大批朝鲜烈士永垂不朽。杨林，东北抗联创建初期的一位关键领导者，在东北抗联第1军与第2军的组建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他在东征抗日途中，于抢渡黄河的激战中英勇牺牲。
李秋岳，他的妻子，同样是一位中共朝鲜籍党员。1926年10月，她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中学习，与赵一曼并肩，均为黄埔第六期的学员。她曾担任珠河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以及延寿、方正两县的县委书记（赵一曼后继其任）。不幸的是，1936年9月3日，李秋岳在通河县城西门外被日军俘虏并遭枪杀，当时年仅35岁。
在1932年至1933年岁末，英勇的抗联东满游击队中，共有87位可查名的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75位为朝鲜族同胞。在这些烈士中，年龄最小的朝鲜族烈士是延吉县北洞小学的学生金锦女，年仅12岁。
坐落于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展出了民政部公布的知名抗日英烈与英雄集体名录。在这份名录中，共有130位出生于东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或献身于东北的著名抗日烈士。其中，34位为朝鲜族烈士，他们代表着成千上万的朝鲜族烈士。
杨靖宇部朝鲜籍将领牺牲。杨靖宇将军所率领的抗联1军，堪称东北抗联的中流砥柱，该军中英勇捐躯的朝鲜籍将领：
军参谋长朴翰宗1911年，杨靖宇将军诞生于朝鲜庆尚南道陕川郡。同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宣告成立，杨靖宇同志被任命为军长并兼任政治委员，朴翰宗同志则担任军参谋长一职。翌年1月11日，朴翰宗同志在吉林临江的红土崖一带与敌军激战，不幸英勇牺牲，终年24岁。
李红光，军参谋长。1910年，他诞生于京畿道（今首尔，韩国首都）。1933年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正式成立，他受命担任师参谋长。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参谋长，并兼任第1师的师长。不幸的是，1935年5月，李红光在一场激战中英勇捐躯。
1师师长韩浩，原名为金翰杰。自朝鲜亡国之际，迁往吉林省桦甸定居。1930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5月，荣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同年8月28日，在通化与桓仁交界处岗山二道沟刘家街附近，与日军守备队激战，英勇牺牲，年仅30岁。
李敏焕，师参谋长。1913年，他诞生于朝鲜咸镜北道。至1934年，他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参谋长，积极参与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师的领导工作，并亲手建立了南满根据地。1936年7月15日，他指挥西征部队的师部和警卫连，在“摩天岭大捷”中英勇奋战，然而，在激战中，他英勇捐躯，年仅23岁。
韩震，师军需部长。1900年，他诞生于朝鲜汉城，并于1930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党委书记、第1军第1师军需部长并兼任师党委书记等职务，为创建以老秃顶山区为核心的游击根据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1936年3月2日，在与敌军激战之际，他英勇牺牲于桓仁县木孟镇的头道岭。
师政委韩仁和，曾担任抗联第1军第3师的政工领导，并兼任第1路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以及警卫旅的政委。在1941年3月，韩仁和率领警卫旅的九名战士，于宁安县镜泊湖的湾沟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体战士均壮烈殉国。韩仁和将军在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3师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在朝鲜庆尚北道的安东郡降生，1934年，柳万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5月，他肩负重任，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3师的政治部主任。不幸的是，1940年3月24日，柳万熙在密营坚守中不幸被叛徒出卖，惨遭日本宪兵割首，英勇牺牲，时年仅23岁。
除东北抗联之外，八路军亦拥有一支朝鲜义勇队。最终，该队亦融入东北抗联的行列。在平息通化日军战俘的叛乱这一关键时刻，他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鲜义勇军由武亭担任司令，副司令为朴孝三和朴一禹。武亭于1925年加入了我党，并于1931年6月，成为了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的第二任团长。凭借其卓越的战功，他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在30多名朝鲜籍红军中，武亭是仅有的两名参加长征并抵达陕北的战士之一。另一位战士毕士悌（化名杨林）在红军东征中英勇牺牲，使得武亭成为了唯一一名幸存的朝鲜籍红军长征战士。武亭等少数朝鲜义勇队干部以个人名义返回祖国，而绝大多数队员则留在了延边等朝鲜族聚居区，积极扩军。他们迅速组建了第1、第3、第5、第7等支队，后来这些支队发展壮大，成为了四野的三个朝鲜师和多个完整的朝鲜营连。
在东北解放战的决战时刻，我军三支朝鲜部队——156师、164师与166师（其中166师在黑山阻击战中表现尤为英勇）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事留待他日细述。
结束语
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中国人民和志愿军英勇献身，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朝鲜人民与我国同胞携手共抗侵略，同样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值此“九三”胜利纪念日，我们理应向所有支持我国艰苦抗日斗争的国际主义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