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本文作者周七月，系我国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与知名歌唱家王昆的长子。他曾在“文革”的动荡岁月里，无辜遭受“死刑”的审判，不幸被监禁十年。三十岁那年，他走出监牢，投身于编剧与导演的行列，凭借才华，成为了电影《火龙》、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的编剧，以及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副导演。文章中提及的俞强声，是江青的前夫、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首位市长黄敬（俞启威）之子。俞强声的母亲范瑾，不仅是北京日报的创始人，还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系统工作，却不幸被曝光为美国间谍，最终选择叛逃。
人生之路，交织着各式各样的人际牵绊，诸如血缘相连的亲情，朝夕相处的日常，情感纠葛的爱恋，友谊相伴的温暖，工作交往的互动，以及林林总总的斗争。有些人，我们耳熟能详；而有些人，却是他们深知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却难以勾勒出与他们之间的确切联系，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知晓我的身影。
但我认识他！
此人俞强声。
◇ 他耐心，不催促。
1968年3月的初春，星期五的夜晚，九点稍过，我躺卧于床，却迟迟未能入睡。我家已经历了六次搜查，五次是由父母单位里的造反派所为，而最后一次则是来自同班同学的行动。所谓的“抄家”一词，实则并不恰当，因为这一次的目的并非为了寻找反党的证据或资料，他们只是借机随意翻弄、丢弃我精心整理的物品，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那时我家仅剩两间屋子，一间给了父母居住，尽管他们长期被囚禁在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则并无明确用途，因为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法工作，因此它既非客厅，也非办公室。若我恰巧在家，便会在那里铺上一张行军床，床面以白色帆布覆盖，床架由木质制成，听说这种床曾是美国军人的睡具。
走廊里突然响起纷乱的脚步声，回荡不绝。还没来得及弄清声音的来处，一群人便急匆匆地涌入了房间，领头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我对其他几位演员也颇感熟悉，这得益于我暑假期间时常目睹他们练功、排练乃至登台演出的情景。
宋金福，在我母亲王昆的青睐中显得尤为出众的青年才俊，刚一踏入中国共产党的大门，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便如猛兽般席卷而来。
还有五六个陌生人。
宋金福神色庄重，挺立在我的床边，下达了与我一同离去的命令。
别无选择。
我们并肩踏上车辆，抵达中央戏剧学院。沿着迎门大楼逐级攀登，直至四楼，我们最终抵达了位于小排演场东侧的那间房间。
我被人引至一张早已备好的座椅前。人群渐渐散去，只留下宋金福以及几位我并不相识的面孔，他们正坐在对面的长桌之后。后来得知，他们分别是刘勇、周×、王明智等人。其中一位男士佩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显而易见，他也是该校的学生。不过，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像章普遍佩戴，而校徽却颇为罕见。他佩戴的校徽，反而让我对他产生了更多的关注。记得那次突然造访我家时，他便是与这些人一同出现。然而，当时他并未坐在桌后。他习惯性地坐在距离桌子一段距离的位置，背对着我，侧身而坐，几乎不发表任何言论。这一幕显得格外有趣。
审讯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正如《水浒传》中的描述，起初是以五百次的震慑之棒为开场。然而，在这场审讯中，并未见到棒影，而是以拳脚交错、攻势凌厉的形式展开。执行者多为王明智与刘勇。而提问的责任则落在宋金福与周×的肩上，有时甚至仅由周×一人提问。
审讯往往在夜幕低垂时展开，其程序大致雷同。经过数轮提问之后，刘勇便会缓缓摘下手表，随之而来的是王明智对他发起的猛烈打击。有时，围观的人群聚集在四周，他们纷纷加入其中，仿佛在争夺某种意外的利益，仿佛每个人都能够分得一杯羹。自那以后，每当我目睹刘勇摘下手表，便不禁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几乎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回顾华子良同志所著的回忆录，书中所载，在遭受敌人残酷刑讯之初，痛苦难以言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份痛楚仿佛灵魂与躯体的分离，对刑罚的感知渐渐淡漠。此情此景，令我感同身受。
实则所谓的审讯，实则不过是搜集口供的手段，已有不少人在压力之下彻底“招供”。审讯者手段多样，不仅采用刑讯逼供，还包括面对面质问与指认，甚至还有隐秘的对质方式。例如，我后来才得知，我母亲王昆当时也被拘押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回，他们强迫她隔着布帘旁听，目睹并倾听他们如何对我进行殴打与审问。
那位身披白色校徽的男士始终缄默不语，面容如镜，波澜不惊。但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洞察到，他那目光之中蕴含着不可一世的威严。那些凶悍的年轻人与演员，在挥舞拳脚或收束手爪之际，总会不自觉地投去一瞥。他选择侧坐的姿态，或许正是为了能够同时监视审讯者与被审讯者。
每日破晓时分，随着大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旋律悠扬响起，广播体操的节奏亦随之跳动，我迎来了新的一天。那场历时三个月的“群众专政”活动，仿佛才刚刚缓缓落下帷幕。
1968年6月7日，星期五，正午的钟声即将敲响，一位胸前别着白色校徽的人忽然踏入屋内，对我下达了收拾行李的命令，并示意我随他一同离开。屋内众人并未上前干涉，他们只是默默站在门外，似乎此事与他们无关。
我缓步走下楼梯，跨进一辆军装般的绿色吉普车——实则，它属于苏联的嘎斯系列，而非美国的吉普车型。然而，众人对这类车辆的称呼早已形成共识，统称为“吉普”，这个称谓源于那场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
车辆穿梭于错落有致的门扉之间，左拐右转，其中一扇尤为引人注目——那是一扇电动开启的厚重铁门，我生平首次目睹此景。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里正是位于半步桥44号的北京市看守所，而这所看守所与我儿时就读的小学相隔不远。
他示意我一同下车，紧接着便展开了一系列标准的检查流程，这其中包括了对我进行全身搜查、解开裤腰带，以及抽出鞋带。从他的对话中，我了解到张郎郎在我之前已经被他引到了这个地方。
我这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公安。
的确，自那以后，数十次审讯均由他亲自主导发问。此外，他也不再佩戴校徽。
他的询问过程，不过是将群众运动中屡见不鲜的问题逐一重述，不过是将口供一一记录在格式化的审讯文书之上。其间唯一的不同，便是需要留下手印：开篇落笔之际按一次，修改之处再按，最终签字之处亦不可缺席。我素来行事严谨，修改口供时总是一丝不苟，以至于手印之间常常相连，使得白纸黑字之间错落有致，随后，一串串红色的手印依次排开，连绵成片。对方则始终显得格外耐心，未曾催促。整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十足的专业性。
第一阶段落幕之后，他便从我视野中悄然离去。在那数月持续的审问中，均由他人接替执掌。我粗略地计算，自入看守所至今，已有七十余人对我进行了审问。若如今让我回溯，却无一能够清晰回忆起来。唯有他的形象，至今仍旧铭刻在我的心底。
1969年五月，我无奈迁至位于看守所相邻的干部院，跻身学习班行列，并开始重新蓄养头发。干部们曾分别与我谈心，透露了他们打算释放我的消息。然而，鉴于我是在革命群众的押送下被带到这里的，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以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我回归校园，参与复课与革命活动，因此我必须继续耐心等待。在学习班的日子里，陆续有我的同伴们得以获释，而我内心对于自由的向往也愈发强烈。
我一直困惑，为何我被众人推搡至此？实际上，显然是那位头戴白校徽的人掌控了整个审讯局面，他举止优雅地将我引入审问之中。群众仅仅是服从指令的傀儡。
张郎郎亦置身于进修班之中。自幼便显露出了卓越的交际才能，结识了众多好友。他提及的俞强声，他自称与之相识。俞强声，乃黄敬之子。而黄敬，据张郎郎所述，曾是江青的伴侣，后因某些原因而离异。至于范瑾，这个名字在我耳中并不陌生，她便是文革初期遭受打压，被媒体提前曝光并加以批判的焦点人物，被认为是彭真所谓的“黑帮”成员之一。张郎郎补充说，黄敬与范瑾所居住的红霞公寓，是当时北京较为前卫的干部住宅，坐落于繁华的王府井附近。在那个时期，批斗大会屡见不鲜。每当范瑾在大会上受到批判，俞强声便会领着红霞公寓的孩子们，于院落中开展一场额外的格斗训练……
◇ 门口收票的为俞强声。
我对俞强声所知不多。
原以为彼此早已断了关联，未曾料想，我们竟意外重逢。
１９７６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重获自由。然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复审我的案件的决议：即便在那时，北京市的掌权者仍意图把我送回监狱。
那一刻，喜悦与不安交织于我心。喜悦源于“四人帮”受到法律的严惩，国家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炬；不安则源于我内心的疑虑，身处囹圄的同伴们纷纷力证我有罪，在法庭之上，我唯有保持沉默，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纵使满腹委屈，亦无以辩白。
幸运的是，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时代，仁爱之心遍布，人性向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公安局与法院的众多领导与干警们纷纷伸出援手，为我提供了无私的援助。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次日，我特地拜访了那位慷慨赠送我电影票的仁者，向他打听关于俞强声的消息。他显然对俞强声并不陌生，但未曾想到这位人物竟是他曾经逮捕的对象。他坦率地表示，尽管俞强声在“文革”期间表现积极，但由于父母的影响，他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未能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文革”结束，他的母亲成为了首批获得平反的干部之一。自此，俞强声作为干部的后代，得以重新获得提拔和重用，并最终如愿加入了党组织。
截至1978年5月，我们终于正式收到了法院颁发的平反判决。自此，俞强声等人对我方已不复构成任何威胁。除非历史不幸重蹈覆辙，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文化大革命”。
◇ 俞强声请假，乳母病。
未几，便有消息传至，俞强声已被调至安全部门任职，不久后，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叛逃的传闻震惊了众人。
恰逢其时，我遇见了一位与他交往甚密的友人。他透露，俞强声曾请假一日，声称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情危重，需他亲自探望。假期结束，他并未如期归队，大家也未对此表示异样，毕竟该部门历来不过问员工的私事。然而，数日之后，一场重要的会议需要通知他参加，却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于是他们找到了他的母亲范瑾。范瑾听闻此事后，立刻对来人惊呼“糟糕”，因为那位乳母早已离世。进一步的调查揭示，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后续故事见报端。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所挑选的，恰是昔时以暴力手段强加于我等身上的罪责，举止间竟显得如此从容。由此，无数家庭陷入破碎与丧亲的深渊，我曾在他的面前几乎命悬一线，继而又几乎沦为枪口下的冤魂。在那段“文革”的黑暗岁月里，我身陷囹圄长达十年之久，承受了无尽的磨难。
他最初选择了离群索居，远离了家庭与集体；然而，终局时，他再次做出了背离的选择，这一次，他背弃了家庭与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还有其他原因吗？
沾染了无端之血，难以知晓其人今时生活是否安宁。
延申阅读：
俞强声
俞真三，俗名“俞真三”，自幼便被康生抚养长大，可以说他是康生的养子。我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83年，首任部长一职由部副部长凌云担任。金无怠，这位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物，其行动直接受到国家安全部领导的亲自指挥。然而，由于保密级别的限制，俞强声未能接触到金无怠。
然而，身为前部长秘书的俞，竟趁机潜入部长办公室，私自翻阅卷宗，借此推断出金无怠的真实身份，并将其作为背叛的见面礼献给美国。俞的这一背叛之举，最终导致了凌云的解职之祸。
俞强声获得了美国政府的保护，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但传闻中国国安部展开全球追杀，两年后被大陆5名潜美特工于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金无怠(LarryWu-taiChin)，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1938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了，他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办公室工作时，于1944年被中国情报机构招收。[在44年中国抗战时进入美军中国军调处担任美军翻译。
自1945年至1952年，他肩负起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翻译的重任，并在朝鲜军队中担任口译。1952年之后，他转投中央情报局，先后在克纳瓦、加州的塔罗沙以及维吉尼亚州的罗斯利等地，主管对外广播情报机构的事务。不久后，他重返香港，加入美军行列，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夏威夷情报处的核心成员。
在那个年代，他与台湾最受瞩目、魅力四射的女播音员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与此同时，他毅然投身于韩战烽火中的情报工作，成为了台湾情报机构与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沟通纽带，继而更晋升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络的核心联络者。那段时期，金无怠频繁地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传递至中国情报部门。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金某秘密地将大量美军情报传递给了志愿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其中便包括了志愿军战俘的“反共”名单。这一举动迫使当时正与美方展开谈判的中国代表，坚决要求无条件地遣返所有战俘。美国的历史学家以及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均指出，金某的“背叛”行为及其所执行的间谍活动，是导致朝鲜战争未能迅速结束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六十年代即将画上句点之时，金某向我国揭示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多重细节。这一举动使得我国领导人得以洞悉美国政府的多重图谋，并据此展开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当时，我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苏联及其盟友的激烈对峙使得我国在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970年10月，他向我国透露了一份关于尼克松总统渴望建立外交关系的机密文件。此举促使我国能迅速调整内外政策，以获取最大的政治收益。与此同时，在尼克松政府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我国的外交策略一开始便赢得了众多关键性的让步。
金的活动使得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众多战略优势。他的举措让中国与北越得以洞察美国对越政策的演变及其具体策略。同时，他们也对美国针对南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把握。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北越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了如指掌。
至1963年岁末，越南共产党已通过各种情报途径掌握到美国可能全面介入南越局势的迹象。鉴于此，北方开始了全面的战争准备。然而，当美国全面开战之际，并未获得预想的战果。美国官员指出，金某在其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北越谋取了诸多利益。到了1972年，北越与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然而，随着越南共产党察觉到美国政府无意进一步深度介入越南事务，北越转而发起攻势，并在数年内实现了越南的统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也逐步提升，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包括台湾和倭国，韩国等。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此外，在金无怠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工作期间，他亲自翻译了大量源自中国的各类情报资料。这些资料囊括了潜入我国大陆的美台情报人员的活动信息及其名单，亦包括已向我方投诚人员的转发内容。正是凭借他的不懈努力，我国在诸多难以预料的危机爆发前，成功弥补了这些潜在的安全缺口。
涵盖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情报资讯，以及中央情报局同仁的个人传记与评价，还有机构内部秘密行动人员的真实姓名与身份信息。此外，他还担负起提供我国招募情报人员相关资料的职责。
鉴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实施了严密的分类体系，金虽无法获知他们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却足以推断出他们的工作地点以及权力等级。据此，我国反间谍和安全机构得以核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金的主要行动，涉及传递机密文件和接收指令，通常都在中国大陆境外，选择第三国作为活动基地。
金至少六次在多伦多的某购物中心将未经冲印的胶卷交付给了国安部信差李先生。他每次停留于此仅约五分钟。而在其他情形下，金需向在香港履职的中国官员汇报情况。传递情报前，金总会预先向澳门、广东或香港某地的住宅地址发送信息。
这种信只秘密说明他所去的第三国家的时间和地点。这种谍报方式不适合快速传递数据，但比在目标国内进行类似的活动要安全得多。然而，正如尼克松政策文件的案例所示，金也有紧急情况下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他的活动还让中国情报机构了解美国的反情报能力。
金无怠行事严谨，专业度极高，他天生便具备了间谍的潜质。在其数十年的间谍生涯中，他从未有过失手的先例。即便在他被捕的那一刻，他的台湾籍妻子也未曾料到，与她共度数十年的枕边人竟然是一位高级间谍。在中国，能够接触到金先生所传递情报的人寥寥无几，而知晓其真实身份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仅有寥寥数人。
金先生堪称一位才智出众的英才，我国先后向他提供了总计高达一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他巧妙地将这些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最终收获了丰厚的回报。他在投资领域的活跃身影，使美国反谍部门坚信他绝无可能涉足间谍活动。
1981年，金无怠从中情局低调退役。凭借其杰出的工作业绩，情报局特别批准他继续留任，担任该机构的重要职务。按常理，他本应功成名就，即便走到生命的尽头，美国政府也无法知晓他竟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为隐秘的间谍。然而，不幸的命运却在1985年降临。
实际上，自1982年起，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便对金进行了深入的侦查。但由于金出色的演技和周密的防范，这场针对他的调查几乎毫无成效，很快就陷入了僵局。直至1985年，安全部处长俞强声的背叛与逃往美国，这才揭开了我国潜伏时间长达40余年的杰出间谍金无怠的盖子。遗憾的是，金无怠在三年后的狱中离世。
功过任后人评。
若金果真在世，他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