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从共产国际的宠儿沦为弃子，问题出在哪里？
王明（前排右一）
王明发迹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凭借过人的俄语能力和对马列主义教条的超常背诵能力，以及对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后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全力攀附，迅速从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米夫跟前的红人。
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后，成为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核心操作者之一。王明紧跟米夫，在米夫主导的宗派斗争中不遗余力打击异己，成为米夫主导的教条宗派的核心人物，米夫认为王明是“能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理想人选”。
紧接着，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得以接触斯大林和布哈林等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核心领导人，并以“理论功底扎实和绝对忠诚”的人设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想要强化对中共的控制，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将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和神圣化的中共领导人，这样才符合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尤其听话的王明，恰好迎合了这种需要。于是，王明得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央。
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引发严重混乱，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批判“立三路线”，曾经积极追随“立三路线”的王明，抢先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调转枪头，成为反“立三路线”的先锋，为反“立三路线”，他还专门写了《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以声讨李立三。
1931年1月，米夫来到上海，亲自坐镇并一手操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强行将王明从一个一般干部，补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
与此同时，米夫又公开打压瞿秋白等“调和派”，为王明掌握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权扫除障碍，正式确立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地位。
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王明害怕自己被敌人抓捕，转而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8月，王明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进入共产国际核心领导层。至此，王明终于发迹，他的地位在中共党内无人能及。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共国内实际情况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王明代表团的汇报，也正因如此，王明得以遥控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他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抵达巅峰。
这一时期，王明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国际的宠儿，是因为，其一，王明能精准传达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其二，苏联需要一个王明这样的完全依附于自己的中共领导人，才能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其三，共产国际认为“理论过硬”的王明能够带领中共走出困境。
于是，在王明的遥控下，以博古为核心的“左”倾临时中央不遗余力地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严厉打击毛泽东等人的正确路线，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开始长征，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这一严重后果，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本身的政策就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而且，共产国际认为导致这一严重后果的责任不在于王明路线本身，而在于国内对王明路线执行不力。
而且，由于长征前，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王明得以在共产国际面前完全掩盖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事实真相，以维持他“正确的人设”。
斯大林
二、王明人设崩塌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胜利召开遵义会议，及时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终结了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事实上否定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胜利召开的，虽然会议没有批判王明，也没有改变他的共产国际的职务。但在事实上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更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王明路线是错误的。
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迅速打开与国民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工作局面，毛泽东通过一系列重量级的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革命理论，获得党内大多数干部的赞同和肯定。
相比之下，王明从一开始就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对国内的形势判断严重错误。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通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世界展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得到国内外一致赞赏，也赢得了共产国际的刮目相看。
相比之下，西安事变爆发后，王明竟然主张杀掉蒋介石，斯大林得知他的这一主张后，大为震怒，他致电质问季米特洛夫，“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主张毙了蒋介石！”
斯大林需要中国各派团结一致抗日，牵制日军，以避免苏联两线作战，王明的主张显然与苏联战略意图背道而驰。
而且，1937年斯大林会见王明和王稼祥时，斯大林询问中国红军的兵力情况，王稼祥如实回答约3万人，而王明却信口开河说有30万人，这让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开始质疑王明对中国实际的了解能力，
认为他只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也让斯大林等人意识到，毛泽东才是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斯大林对王明的评价，成为王明在共产国际失势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共产国际为协调中国国共两党关系，于11月派王明、康生和陈云等人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意告诫王明，你回国不代表共产国际，你长期脱离中国实际，要谦虚尊重党内领导同志。
可王明一回国就放飞自我，人设开始崩塌，他坦然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他直接提出，抗战以国民党为主导，中共应放弃独立自主，甚至反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削弱自身武装。
许多干部见王明是以共产国际“代言人”出现的，都纷纷认同他的主张，使得毛泽东一度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
王明赴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后，更是胆大妄为，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谈话，提出违背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六大纲领，任意篡改中央会议精神。
王明还拒绝中央指示，封锁中央政策，坚决反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持久战战略，抵制中央关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核心指示。
王明甚至公然在组织上闹独立，企图分裂中央。他多次要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武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企图把中央领导权转移至武汉。公然在长江局内部搞宗派，排挤与中央路线一致的干部，制造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
王明回国后的言行，一桩桩，一件件，不但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也让共产国际看到，王明不仅仅是路线错误，还肆无忌惮在组织上挑战中共中央权威，企图分裂中共中央，这是共产国际无法容忍的。
季米特洛夫
王明沦为共产国际的弃子
这一时期，正是侵华日军疯狂进攻中国，日寇铁蹄四处肆虐，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时刻，国民党又开始出现一系列反共逆行，王明在国内的接连混乱举动，以及他向共产国际的罔顾事实的片面汇报，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任弼时赴苏联向共产国际全面、真实地汇报中国抗战与党内分歧的实际情况。
1938年3月，抵达莫斯科的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开始系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详细汇报工作。他在汇报中详细讲述了王明的具体右倾错误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许多事例。
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明确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杰出的领导能力。季米特洛夫在会见任弼时和王稼祥时，明确表示，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这就意味着，任弼时的汇报彻底粉碎了王明向共产国际长期编织的谎言。也标志着，共产国际正式抛弃王明。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明确表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中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必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党内问题。
这一下对王明的打击是致命的，让王明失去了最后的政治资本，党内干部迅速认清了形势，纷纷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王明在会上被迫表态拥护中央路线，但内心是不甘心的。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错误进行了全面清算。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思想上否定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通过一系列文件，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杜绝了王明式的组织违纪行为。
王明被迫作检讨，但他敷衍了事。随后，王明被调离长江局，他在党内的实际权力被彻底剥夺。共产国际对中共此次全会形成的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这就标志着，王明已经彻底沦为共产国际的弃子，共产国际已经转为完全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
总的来说，王明之所以从共产国际的宠儿逐渐沦为弃子，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王明奉行的“教条主义”险些葬送中国革命，也险些断送中共抗日力量。事实一再证明，王明奉行的“教条主义”已经无法适应中国革命实际。
二是王明一意孤行的许多言行，已经严重破坏了组织纪律，不仅破坏了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也让共产国际感到失控，王明严重挑战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权威，王明已经成为中共发展的严重阻碍，共产国际只能抛弃他。
三是苏联面临德国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的远东战略核心是，需要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共领导集体，实现国共联合抗日，以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王明的所作所为，与苏联这一战略核心背道而驰，共产国际只能抛弃王明。
四是王明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完全停留在书本和教条上，对军事、土地、统战等实际工作一窍不通。却热衷于搞宗派斗争，搞投机钻营，为了权力不惜歪曲事实、打击异己。王明的种种作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也让共产国际对他的领导能力彻底失望，只能抛弃他。